西方學者有過一個總結，認為批評興旺之時，恰恰是作品衰落之際。他們提出亞裏士多德的《詩學》，作為希臘戲劇衰落的證據。如果不懷疑這種說法，那麼當代詩界批評的亂象，倒反證出當代詩歌創作的蓬盛。不是說沒有好的有開明作風的批評家，當然有，但他們為數甚少，難以影響整個詩界，這樣，我們感到喧囂的批評之聲，多數來自“圈子批評家”。“圈子批評家”並非我們時代的獨創，前輩中已有成仿吾等先驅，他們向我們供應著一種意識，即除了他們自己所在的圈子，其他圈子的東西都無足輕重。在圈子批評家看來，對當代詩歌的評價非常容易，它不過是一個權力問題。多年苦心經營得到的權力，馬上可以在改變他人的觀念上收到效果，使圈子內的詩歌成為命運的寵兒。我曾說過“觀念可以改變感覺”，但，是不是觀念一變，真的就處處皆詩呢？當然不是，憑借智慧，觀念可以讓我們放棄本能的排斥感覺，接納一開始不喜歡的趣味，使我們有機會去接觸詩歌的全貌。觀念打破的是感覺的排斥。不過感覺並非不會“思考”，感覺對形象、修辭、結構、層次、聲音等的敏感，使它會排斥同一趣味裏的愚蠢和空洞之作。就是說，感覺依舊會在同一趣味裏，捍衛品次高低的分類。徹底依賴觀念來拯救劣作，缺乏長久的人性根據，理所當然會最終失敗。所以，圈子批評家與中國當代隻知道詮釋經濟政策的經濟學家沒有兩樣，他們提供一係列所謂的依據，本質上是幹擾了對詩歌真相的認識，他們以為啞寂的真相抵不過高亢的批評之聲。但是且慢，近年因教書，我重讀過成仿吾的評論，記得沒多久，我就體察到他要拔高同人的心境，接著我看清了他下筆時的隱秘動機，說真的，我對他勇而不智的文章一下失去興趣。隻消幾十年，他的破綻就曆曆在目，對那些落筆於紙上的當代批評家，真是一個不小的前車之鑒。後人一樣會運用全部本領，來審視我們的文章，一旦瞥見不潔的動機，一樣會毅然棄我們而去。我認為批評的活力不在於文章多寡，無論新添多少文章，都不如誠實更能令批評有效和興盛。難以估量，機智的撒謊已給詩壇造成多大混亂和傷害。我隻期待能出現更多誠實的批評家，靠他們打破詩界人為的精神割據。畢竟，笨拙的誠實與機智的撒謊相比，更能贏得明眼人和後人的尊敬。
“廢紙簍詩歌”
本來發表是這樣一種文學安排，它既要向水平高的讀者證實編輯沒有看走眼，也要向水平比作者低的讀者，提供具有吸引力的摹本。由於這類摹本在回應當下意識方麵，比過去的傑作更有新鮮感，它們就成了部分讀者眼中文學仲裁的結果——它們的水準最接近過去的傑作。讀者藉此可以跟蹤進入當代詩人的詩藝世界，詩人最新的探索之作能成為讀者欣賞和學習的對象。比如，詩歌仲裁在雜誌社進行時，會產生大量的“廢紙簍詩歌”。編輯因感到自己處於詩歌史的末端，便會盡力謀殺與傑作水準相去甚遠的作品，把它們驅入廢紙簍。廢紙簍就像詩歌孵化器，作品不去除稚氣，讀者永遠別想見到它們。我因有過在揚子江詩刊做二審的經驗，知道“廢紙簍詩歌”的數量真是大得驚人。知道這一點很重要，因為一旦提升自然來稿的用稿率，雜誌質量必會下降。我認為“廢紙簍詩歌”的厄運，是過去詩壇智慧的一部分。不過近年，情況大變，隨著太多的詩歌版麵和雜誌問世，過去寸步難行的“廢紙簍詩歌”，突然間贏得發表的機會，藉著冒出來的眾多版麵，廢紙簍詩歌改變了發表詩歌的性質。當任何水準的寫詩者都能發表，說明詩界已經走到了詩歌的反麵，導致普通讀者值得學習的對象，已經深藏難覓。太多的庸常之作，已把所有詩歌版麵覆蓋起來，以致需要學詩的讀者，已辨不清哪些是高明的詩作。有時，這真是嘲諷，一些詩還沒寫上路子的人，就侃侃而談寫詩的經驗。若在過去，我們隻好去雜誌社的廢紙簍裏撿這些人的作品。於是我悟出，發表在當代正在對詩歌施加負麵作用，它在普及詩歌的同時，實際在給批評和鑒賞添亂，給批評施加說奉承話的巨大壓力。常常，有的批評家真那麼說了，在容忍膚淺和幼稚方麵，有的批評家真是有雅量。這些在詩歌版麵安定下來的淺薄之作，許多就成為羨慕發表的讀者充作學詩的樣本。於是，就出現一個怪象，新加入寫詩的人群，很多在學那些速朽的淺薄之作，隻因為它們上手快，可以堂而皇之在詩歌版麵發表，沽名釣譽。發表竟成了擋住讀者視野的高牆，成了把民族的後續智力引向速朽之作的功臣，實在有違雜誌或詩歌版麵創辦者們的初衷。他們有心給現代漢詩一個美好的前景，但忘了一個基本法則：好詩的數量不是無限的。說得確切點兒，每年全國的詩歌版麵足夠發表二十萬首詩，為要填滿版麵，隻好發表大量的平庸之作。這就產生了由數量決定質量的怪象。對於已經寫出好詩的詩人，人們隻對他能否繼續寫出令人感興趣的，繼續寫出是他作為詩人的唯一證明，哪怕他已力不從心，隻是用像詩的東西填滿紙頁。一旦不再寫詩，人們幹脆就忘了他，幹脆不提他曾有過的美妙之作。繼續寫的另一層含義是，人們懶得對詩作本身多加注意，隻注意一個詩人在各種版麵的出鏡率。一個詩人維持著聲名，不是他每首寫得好，而是他寫得多，不停寫可以使他克服被遺忘的危險。可以相信，一些詩歌版麵對詩人的追逐，也導致一些詩人不能正確對待自己的靈感。我認為，在人們對單首詩的關切度越來越低時，在發表已演變成詩人“還活著”的證據時，維持詩壇秩序與道德的批評家們，應當通過批評來使單首好詩的價值獲得應有的承認，以此檢討我們對數量的迷戀，同時看到我們當下思維與大躍進思維的隱秘關聯。最近我發現，沈葦主編的《西部》已經在矯正這種數量意識，他用“一首詩主義”來抵禦靈感受到的數量威脅。所以，在把新詩變成我們新文明的過渡期，我們應該充分估量詩歌普及與詩歌探索的不同需要，詩歌的傳播不應以犧牲水準為代價。我們既要懂得傳播屬詩之必需，也要警惕它會把詩歌的視野弄得很狹窄，因為在缺乏士的環境中，傳播傾向於瓦解詩歌與詩藝的關聯。明清士人早已尋出一條防範市場力摧毀文化的法則，那就是把品味作為基本的指導原則。假如現狀真可以改變，我倒希望出現大量關注品味的普通鑒賞雜誌，和為數不多的高水準探索雜誌。我們應當放慢“見到傑作”的速度，對傑作的承認越嚴格，就越能把新詩推向大家期待的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