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思維的痕跡
政治在當代漢詩中的位置，雖然已經被審美取代二十多年，但政治思維的痕跡仍以各種方式，顯露在批評家和詩人的作為中。這裏我隻想闡述兩種思維痕跡，一種是“大躍進”思維，一種是“文革”思維。一些人希望快速產出或甄別出當代大詩人，認為靠評獎、投票評選就能選出大詩人，靠基本的路線設計就能造就大詩人，靠多寫就能成為大詩人，恕我直言，這是政治思維習慣導致的作為，它下意識源自“大躍進”思維。“大躍進”是用激情、神話、意誌淘汰理智、真相、客觀的範例。隱在這種思維後麵的人，一般會這樣構想當代詩壇——當代有產生大量大詩人的無限可能，隻要打破某種陳規陋習，當代就能成為史上罕見的偉大時代。這是前個時代遺留給我們的頌揚惡習，是政治思維汙染詩壇的結果。既然龐大的詩人群體中隱著不少大詩人，為了及早發現他們，一些人就忙於通過投票、文章來進行遴選、推薦。無知的公眾當然也期待能有大量的文化衛星上天。我說這類行為帶有政治的性質，是因為任何獎項、評選、推薦都隻涉及我們時代的審美，企圖隻以一個時代的審美，來支配“大詩人”的稱謂，無異於誇耀本時代的審美勝過未來的所有時代，這不過是“抑古揚今”政治思維的翻版。其實，給誰戴“大詩人”的帽子，不是單屬於一個時代的“小事”，“大詩人”至少需要兩個或兩個以上時代的驗證，我們應該懂得，最擅長把握此稱謂的不是我們自己的時代，中國古代史學向來強調“隔代寫史”，旨在消除一些歇斯底裏的主觀氣息，能令事實、真相脫羈而出。六朝體認的諸多“大詩人”在後朝消失，即是一例。別林斯基做批評之前的俄國，也彌散著“大師”林立的亢奮，他做批評的結果是，前朝在他眼裏隻剩下普希金、果戈理……由於“大詩人”是一個複雜而豐沛的曆史概念，我們不必用自己時代的軟肋去觸碰它。值得我們留意的不是給誰什麼稱謂，而是當現代漢詩正在發展時，盡量不去做不可原諒之事，即眼看著少數好詩被大量垃圾湮沒。彌爾頓當年呼籲建立觀點的公開市場，他認為真理最終會在自由競爭的觀點市場獲勝。同樣，我們應當建立詩歌選本的公開“市場”，讓各種選本在後人那裏自由競爭，把我們力不從心地找“大詩人”的事，丟給後人去煩心。盡量按照個人真實的審美感受去編輯詩歌選本，才是值得我們時代頌揚的詩歌善事。後人將會根據這些詩歌“文獻”，甄別出真正的大詩人。當代詩壇另外還深深浸染著“文革”的“鬥爭”思維。它表現為黨同伐異、相互攻訐、辱罵、置對方於死地等等“文革”積習。鬥爭思維的本質，是對現代性明顯的不適應。鬥爭是逼迫對方認同“唯一真理”的手段，隱藏在它背後的是一元思想，即認為隻有一種思想能揭示真理，除此，真理再也無法在別的思想中顯形。一元思想來自專製的農耕社會，它企圖創造穩定社會的威力，是一種與現代社會格格不入、遠離現代社會的思想。而把對峙變為多元並存，恰恰是現代性的本質和興趣所在。即認為最好的東西不在“唯一”那裏，“最好”恰恰隱身在各種可能性裏，它導致出現自由競爭的觀點“市場”。現代性其實指出了如何消除“文革”積習的方法，即對當代任何一方的“定論”可以置之不理，隻去關注詩壇最鮮活的部分——詩歌文本。詩人或批評家的美德，在於不要拋開自己的審美真實來談詩，哪怕它隻是錯覺或錯誤。在一個由詩歌選本構成的公開“市場”裏，擔負起矯正“錯誤”職責的，不隻有別的詩人或批評家，還有作為明眼人的讀者和後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