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說斯奈德痛恨工業文明，也不盡然，他以詩發出的聲音，屬於一種溫和的批評。我挑選的第二首《我走進麥夫芮克酒吧》，寫於他蓋好房子之後和幾個朋友去新墨西哥州的途中，他們本來是想去抗議在納瓦霍人居住地鑽井和挖煤的開采隊，途經伐明頓鎮（實際上在臨界的德克薩斯州境內），他對那個充滿煤礦和石油味道的鎮子感到失望，“短發一樣短暫的喜悅和粗糙”（第19行），但他的情緒是平靜的，平靜中有一種懷舊，“我想起我在森林幹活的日子”（第17行）。“麥夫芮克”也有牛仔的意思，但山裏的牛仔和城裏的牛仔不一樣，山裏人的長發和工業社會的短發有著巨大的落差，而且他不得不把“耳環扔在車上”，即便如此，酒吧女招待還是問他們“從哪裏來？”他感歎一聲：
美國——你的愚蠢。
我幾乎可以再一次愛上你。
我在其他詩人的作品裏也讀到過“愚蠢”這樣的字眼，比如與斯奈德同時代但遠沒有他名氣大、從垮掉的一代走出來、現居舊金山的女詩人黛安·迪·普麗瑪，用“純潔又愚蠢”形容過美國。但加裏·斯奈德對美國和美洲充滿了關愛。這首詩最關鍵的一句是最後一行，幹“應該幹的活”。而什麼是“應該幹的活”呢？1995年他在接受美國公共電視台PBS采訪時解釋道（大意）：真正應該幹的事情是在內心原始居民化。我們住在這裏，我們的忠貞屬於這裏，屬於這裏的山水，這裏的植物和動物。這裏指沒有建立任何國家的幾億年之前以及幾千年之後。真正應該幹的事情是成為這個大陸的公民。
公民是一個強悍的詞。也是困惑我多年的一個詞。公民到底是對國家而言，還是對理念而言？是對祖國而言還是對所在地而言？斯奈德的“區域性”讓我看到一個寬大的視野。
閱讀斯奈德，讓我感到“困惑”並不可恥。斯奈德在電視采訪中引用了英國詩人濟慈的一段話：“我們必須麵對困惑、黑暗、與懷疑。”也就是說，當我們寫下一首詩的時候，可以並不理解，而是憑一種感覺寫出來，然後不斷去發展這個思路，理清這個思路。能夠最終形成一種詩觀的詩人是幸運的，但不斷去琢磨、去探索、去改變的詩人更能獲得心靈上的快樂。斯奈德說（大意）：一個誠實的詩人也許到死都不清楚自己的觀念到底是什麼，但這並沒什麼可怕。斯奈德對他詩歌中提出的一些觀念性的東西，寫過很多文章去闡述、去補充。如果把他當成簡單的西部詩人就會錯失一些閃光的思想。
斯奈德提倡回歸原始生態，不僅僅出於對西方文化的一種反叛，他對東方文化也保持著警惕，比如對於佛教，他並不是盲目地接受，而是帶有批判眼光看待，他指出東方佛教的失敗之處在於忽視了無知和痛苦的根源具有社會因素。斯奈德認為森林最能代表原始大自然，毀滅森林的不僅僅是西方文化，中國早在公元前1000年就毀壞了森林；印度早在公元前800年就有效地去森林化了；中東的土壤在更早之前就被摧殘；南斯拉夫山脈早在羅馬艦隊時代就被砍光，從此以後就像美國的猶他州；意大利和西西裏因羅馬帝國的建立也被毀壞得差不多了；而在北美，歐洲移民種植大煙的那一刻起就破壞了這片土地。在《烏龜島》詩集裏讀到這些，令我驚訝，感歎。
中國啊，那些老虎，野豬，猴子
都去了哪裏？
像去年的積雪
一瞬間消失在霧中，幹硬的大地
現在是五萬輛卡車的停車場。
——《母親大地：她的鯨魚》
不僅僅現代中國與他的環保主義格格不入，中國古代的集權、官僚也是他批評的對象。由此可見他對中國文化的保留接受。他崇尚的是東方古老文明中天人合一的那一部分，這是歐洲文明中缺失的部分，所以他將目光轉向東方。也許在他眼裏，東方文化和美洲土著居民的文化是一脈相承的。
《烏龜島》裏印有幾個漢字，比如在《光的作用》之下是“禪”，在《母親大地：她的鯨魚》後麵是籃子裏一顆“心”。也有以圖代文，比如《鱷梨》下麵是蓮花上一尊佛像，這首詩起句是“達摩就像一枚鱷梨！”。鱷梨又名牛油果，比《聖經》中的蘋果淵源還要久遠，是生命之果。而達摩這個名字，不難使人想到《在路上》的作者傑克·克魯亞克的另一部小說《達摩流浪者》，小說裏的主人公Japhy Ryder，原型就是加裏·斯奈德（Gary Snyder），當然不完全是他，他說過那是虛構，而且小說對禪的理解很狹義。
1955年10月，斯奈德與金斯堡等六位詩人在舊金山一個很波西米亞的區“北灘”的“六人畫廊”舉行朗誦時，二十九歲的金斯堡第一次吼出《嚎叫》，二十五歲的斯奈德則與紐約城裏的“瘋子”截然不同，腳穿靴子，皮帶上插一把當工具用的匕首，很平靜地朗誦了《神化與文本》節選，他的西部勞動人民形象，在森林幹活的經驗，對土著文化的關注，自然而洗練的語言，深沉而平和的語調，都讓紐約“瘋子們”著迷。（著名的“六人畫廊”以前是汽車修理鋪，後來成了賣地毯的商店）
與斯奈德通信半年，常常被他的言辭所感染。幾年前看他朗誦的電視錄像，他臉上被大自然風蝕過的皺紋給我印象很深，至於他的聲音，我還是引用幾年前在《紐約客》雜誌上看到的謝默斯·希尼的話：“聽他朗誦使我更加崇拜他。他不急不緩，不去吸住聽眾或蠱惑聽眾。他的聲音給出詞語的空間和力量……”謝默斯·希尼1971年在加州伯克利一個宴會上第一次見到斯奈德時，斯奈德也是西部牛仔的模樣——牛仔褲，粗製的棉布襯衣。這副行頭幾乎成了他的符號。不過我在另一個電視錄像裏見他西服革履的樣子，也很神氣，是表麵上的粗人，骨子裏的哲人。
有一種批評認為他的詩不夠有深度。其實在美國詩人裏他算是很有學問的了，人類學和文學的雙學士，後來又在伯克利研讀東方語言文學三年，懂好幾門外語，對歐洲文學史和東方文化都很有研究。但他崇尚極簡主義，他在《烏龜島》裏引用中國唐代詩人杜甫的話作為自己的詩學觀：“詩人之思應高尚而簡單。”他熱愛大自然，因為在他眼裏隻有大自然既高尚又簡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