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國、加拿大、澳大利亞、馬來西亞、新加坡等國移民的文化適應是研究整合模式有價值的個案。泰國、印尼、菲律賓等國華人移民的文化適應是研究同化模式有價值的個案，泰國為自然同化模式，印尼為強迫同化模式，菲律賓為混合同化模式，則介於自然同化模式與強迫同化模式之間。吉普賽人、猶太人的文化適應是研究遊離模式有價值的個案。
二、文化全球化背景下的文化自覺
1．文化全球化
全球化是指冷戰結束後跨國資本建立的所謂“世界新秩序”或“世界係統”（worldsystem），同時也指通訊技術以及“信息高速公路”所帶來的文化全球化傳播。文化全球化表現出文化生產和商品生產的關係日益緊密，可以概括為商品的“文化化”和文化的“商品化”。文化全球化具有以下幾個特征：
（1）文化產品的生產、傳播、接受以及交流，日益表現出直接性、實時性、廣泛性等現代性特點。新的交通、通信技術的飛速發展，例如，信息、圖文的數字化、通訊衛星、遠程電話、光纜、光纖技術的產生與應用，使人類進入“地球村”時代。
（2）跨國文化媒介，不僅使大型的媒體產生並取代少數精英個人的文化傳遞，而且為建立全球文化市場提供了平台。默多克的“天空”傳媒不僅突破了英倫半島，而且將“觸角”伸向了歐洲之外。F1一級方程式賽車大獎賽的東擴，上海站的建立，充分顯示了“資本+文化”模式的巨大力量。
（3）以商業和娛樂為主要形式的商業大眾文化興起和流行，使大眾文化消費趨於“同構”。音樂、廣播、影視、報紙雜誌、體育等大眾文化產品，流通的速度與範圍令人驚歎。當“日潮”、“韓流”、“歐風”、“美雨”等席卷而來時，總有鋪天蓋地的感覺，而年輕人往往處在風暴的中央。
（4）文化全球化產生了一個悖論：與文化的“同構化”、“同質化”的一體化趨勢相反，文化全球化的另一麵是文化的多極化和多元化，以及分裂分離的趨向。本土文化不可能在全球化下消亡，而是在交流、交往中衍生出新質的文化，建構出新的文化關係和模式。[13]
當前，在關注文化全球化的同時，也產生了較大的分歧。有人認為“文化全球化”意味著“文化殖民化”；也有人認為“文化全球化”就是“文化趨同化”或“同質化”；有的人則認為不存在“文化全球化”，“文化全球化”是對“全球化”概念的泛用；還有人認為所謂“同質化”是荒謬的，現存的各個民族文化仍然有各自明顯的差別，並且在全球化中日益強調自己民族文化的特色，因此，不能從經濟全球化中簡單輕率地推導出“文化全球化”。看來，對文化全球化不能簡單地做出價值判斷，在“文化全球化”看法上的分歧，關鍵在於如何揭示其當代形態和價值意蘊。
2．文化自覺的內涵
在全球化語境下，無論文化的麵貌是否達到了文化全球化的程度或者朝此方向前進，東西方所感受到的人類生存的困境、文化的危機，從而引起的反思與批判，卻是異曲同工。伴隨著全球化而來的是一股無法抗拒的力量：全球性互賴（globalinterdependence），它將全世界人們的生命與生活彼此緊密地交織相連，任何一個國家的問題，如就業、毒品、環境汙染等都已成為了全球問題的一部分；而各民族、族群的文化的相互接觸也隨之變得前所未有的密集和廣泛，由此產生的文化變遷與涵化愈發劇烈，引發的新的文化衝突層出不窮。從另一個角度來說，全球化同時導致了強烈的地方化，即具有地方色彩的強烈的認同意願。全球化與地方化是一個不可分割的整體，前者的極端是霸權主宰，後者的極端是排他性的原教旨主義；如果要使兩者都達到平衡，使各種不同的民族文化能夠逐漸在合而不同的背景下生存，就需要對話。這是大多數東西方學者的共識。針對這樣的危機，應如何實現中華民族的偉大複興？費孝通先生提出了“文化自覺”這一理念。費孝通先生指出：“文化自覺隻是指生活在一定文化中的人對其文化有‘自知之明’，明白它的來曆、形成過程、所具特色和它的發展去向，不帶有任何‘文化回歸’的意思，不是‘歸複’，同時也不主張‘全盤西化’或‘堅守傳統’。自知之明是為了加強對於文化轉型的自主能力，取得決定適應新環境、新時代的文化選擇的自主地位。”簡單地說，文化自覺是“對文化進行多角度、全方位的反思的過程，是文化的再審視和定位”[1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