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一理念包含了以下四個方麵：
（1）知我。文化自覺首先要認識自己，就必須由反思開始。從曆史的角度縱向深入我們的文化精神中，不僅要深刻了解漢族及其代表文化，還要深刻了解其他兄弟民族及其代表文化。從空間的角度來看，要深刻了解各區域、各族群的文化生活，摒棄任何形式的民族沙文主義。
（2）知他。這裏的“他”指的是本土文化外的其他異質文化或人自身之外的對象。這體現了人與人、人與社會、人與自然的關係。要了解“他”，同樣需要反思，同時進行“跨文化交流”（cross-culturalcommunication），即自覺性的“文化對話”，而非一般意義上的文化接觸。
（3）對話。隻有平等對話，才能增進雙方的互相理解；而要實現平等對話，其外必須重構現實的國際秩序，打破新老帝國主義的秩序結構，同時重構現實的經濟關係，使南北經濟關係走向平等，還要打破現實的文化格局，改變文化原創者和接受者角色的固定化結構。其內，最首要的就是要增強對文化轉型的自主能力，使我們的文化能夠持續成長。隻有弱勢文化建立起令人尊敬的現代文明文化大廈的時候，文化間的平等關係結構才有實際依托。
（4）共榮。費先生曾說：“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與共，天下大同。”[15]“‘各美其美’就是不同文化中的不同人群對自己傳統的欣賞。這是處於分散、孤立狀態的人群所必然具有的心理狀態。‘美人之美’就是要求我們了解別人文化的優勢和美感。這是不同人群接觸中要求合作共存時必須具備的對不同文化的相互態度。‘美美與共’就是在‘天下大同’的世界裏，不同人群在人文價值上取得共識以促使不同的人文類型和平共處。”[16]
這是對文化自覺曆程概括，也是文化自覺所追求的目標。通過平等對話，全球化能夠逐漸發展出生命共同體的意願；通過對話，大家都具備和平共處的根源意識，互相尊重、互相理解、互相欣賞，實現人類的共榮理想。
由此，文化自覺不僅回應了中華民族複興的問題，也是對整個人類前途的一種深刻的人文關懷。
3．文化自覺是人類精神的新突破
（1）對“軸心期”曆史精神的反思
盡管西方學者並沒有明確提出“文化自覺”的觀念，更多的是關注“文明對話”與“文明衝突”之爭，但是在剛過去的20世紀裏，西方學術界空前活躍的一股反思與批判的思潮，已深刻地影響到西方世界與非西方，這正是對當代人類所麵臨的諸多困境與文化危機的覺醒，轉而從自身尋求原因與解決方法。
著名的曆史哲學家雅斯貝爾斯（KarlJaspers）曾經在人類曆史中確定了一個“軸心時期”[17]，即公元前800年至200年這一段時期，認為在這個時期內，人類精神的基礎同時地，而又分別彼此獨立地奠定於中國、印度、波斯、巴勒斯坦和希臘等古文明發祥地，並斷言迄今為止的人類曆史一直沒有超越此時期的所奠基的人類精神根基和框架。在這個時期，人真正同大自然分離，意識到自己所獨具的高於其他動物的理性、意識、目的性等；也意識到自然的神秘與龐大，從而萌生孤獨感、有限感和缺憾感，形成人獨有的自我意識。這些精神因素進一步自覺、成熟為現代社會的主要精神，即現代西方工業文明賴以發展的以人本精神和技術理性為本質特征的文化精神。
然而科學技術在改善人類物質生活的同時，也帶來了人被技術控製的生存困境，同時，也伴隨著某種個性缺失、精神貧乏、愛與創造力衰退的問題。這是一個悖論：一方麵人的精神力、物質生產力和探索研發能力都得到前所未有的發展，另一方麵，人類遇到了深層的生存困境。軸心期的精神基礎已清楚地展現出自己的局限性，因此，也存在著人類精神新的重大突破。突破的重要標誌就是文化自覺。
（2）文化的批判：對文化危機的自覺反思
這種矛盾引發了現代社會的文化焦慮感和危機感，因此也引發了不同形式、不同層麵的文化反思和文化批判。在19世紀眺望新世紀文化風雲的先行者：尼采和克爾凱郭爾等，預言式地發出“重新評估一切價值”的文化批判口號，接著自覺的文化批判成為20世紀蔚為壯觀的思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