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期的童年經驗對於人格的形成以及社會化作用的成效有絕對的影響力。這些早期的經驗大多數不具結構性，也未曾事先計劃過。許多早期童年的社會化不是來自以塑造兒童的世界觀為目標的活動。這個時期裏大多數的社會化過程是非正式的，如喂食、照顧，以及與兒童一起遊戲。
人們對於兒童的影響程度會隨著不同的社會或同一社會中不同的群體而有所不同。為了減輕父母親撫育兒童的負擔，大規模社會的精英們通常會將撫育兒童的工作交由保姆或看護者來負責。這些兒童的社會化過程通常會發生在這些社會中的中產階級核心家庭中。相反地，在許多小規模的社會中，社群中的每個人都負有照顧兒童的責任。如澳洲兒童養育，每個成年人，不論是否為兒童的父母親，對於兒童的教育都扮演主動積極的角色。
撫育工作中成人與兒童的互動也有很大的不同。與西方社會對兒童施以較嚴格的管教相比較，塞邁族人十分縱容他們的小孩，體罰十分罕見，即使隻是捏臉頰或打手心也很少。這並不意味著塞邁族對他們兒童行為不會加以控製，而是他們會將恐懼感灌輸到兒童的心中去取代體罰，讓他們對於陌生人、惡靈，以及大自然中的暴力感到害怕。
不論如何，兒童的成長經驗在不知不覺中內化與組織化，漸漸地塑造出這個即將成年的人之人格。童年初期的經驗塑造著人們往後的人格。
4．兒童養育與文化傳承
有的專家認為兒童養育方式實際上是一種文化的選擇傳承現象。高比率的隔代撫養結構，是中國兒童早期社會化的一大特點。兒童最初的社會經驗大多數情況是來源於祖父母輩。因此，兒童的社會經驗中包含著大量的傳統文化，而文化變遷的成分則是有限的。這也許是中國文化變遷、社會變遷比較緩慢的一個原因。此外，在中國兒童的家庭養育中，求安意識、代際親和意識以及集體意識的培養相當突出。兒童個體在很小的年齡就參與到整齊劃一的例行生活安排中，社會規則是融合在例行化的日常活動裏，並由此而逐漸形成了生活習慣，所以，克製和壓抑自我的社會化訓練成為中國人的性格社會化中的一項文化基因。
從兒童的食品消費中也可以看出中國文化傳承性。中國人一貫“愛幼”，因為孩子尤其兒子是祖先血脈的延續，是家族“香火”的繼承者，是父母生命的一部分。就此意義而言，“愛子”實為對放大了的自我的愛戀，孩子從未被作為獨立的個體來對待，而是群體的一部分；因而除了少數的兒童遊戲的場合外，傳統社會中孩子幾乎沒有屬於自己的獨立空間。就食物而言，傳統社會中幼兒在停止飲用母乳後，與成人消耗的食物是沒有什麼本質區別的，因而傳統社會中兒童食品這一概念或許都並不存在。
在當代中國社會，雖然小生產的自然經濟基礎和宗族製度的社會基礎都已發生重大變革，但重子嗣、愛孩子的傳統並沒有改變，而且計劃生育尤其是獨生子女政策的實行使家庭對孩子的寵愛達到極端有時甚至是非理性的程度。在城市地區出現的許多所謂“四二一”家庭結構使孩子成為眾多成人關注和溺愛的中心，而在這種百般嗬護簇擁中成長起來的一代“小皇帝”甚至會把自己視作世界的中心。這點從一項最重要的內容之一——“吃”，就可以看出兒童的這種不正常的中心地位：一方麵是市場上專為兒童設計和生產的食品前所未有地出現和增加，孩子們在這一範圍內的知識和信息甚至超過他們的父輩，更遑論其祖輩；另一方麵，在家庭的食物種類、就餐方式等選擇上，孩子也成為主要的考慮因素，甚至成為主要的決策者。這些都部分地反映出家庭生活重心和家庭權威關係的轉變。[1]
三、老年與健康
1．人類學對老年問題的關注
自一個男性從他的工作崗位或社會活動中退隱，一個女性從她的家庭生活和角色中退守於次要位置，直到他們與世長辭為止的這一段期間，稱為老年期。老年期依年歲的累進，又分為三個不同的階段：第一是六十五至七十四為老年前期，第二是七十五至八十四為老年中期，第三是八十五以上為老年後期（或稱很老的人）。
人類學關注不同文化中的老年地位和社會對老人的態度及老人問題本身的研究。在20世紀前半葉的人類學著作中，關於老人的研究特別突出的是長老製，即老人統治。所謂老人統治，最初由英國人類學家使用，它形容美拉尼西亞長老統治下的政府製度，係指少數老人把持的政治，一般存在於初民社會。人類學研究老化現象所采取的理論架構是把老化視為一種變遷的動態過程，而非靜態不變的狀態。老化過程與社會地位、社會結構的變遷息息相關。此外，老化過程也與個人在社會的適應程度有關。這些適應程度包括自我認知能力，對角色變遷的接受情況；老人對生理年齡及心理年齡之認同情況；老人對其一生發展過程回顧時所采取的自我解說法；社會對老人的一般態度及期待；老人對社會態度的反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