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人類學本土化的概念
人類學源於西方國家，其最初的研究對象是西方文明之外的原始部落和初民社會。但是，二次大戰之後，隨著帝國主義殖民體係全麵崩潰，西方人類學在其原有異文化的研究園地裏逐漸失去活力，人類學的發展也陷入了低穀。麵對這樣的困境，西方人類學家把目光轉移到本土本國，用人類學的方法和理論研究複雜的社會問題、建立和發展新興的分支學科、加強和突出人類學的應用性。當然，他們把過去建立在異文化研究基礎上的理論和方法轉換過來研究自身社會的時候，會遇到很多問題，因此就有一個人類學本土化的問題。
另一方麵，人類學本土化也可以視作為第三世界國家對西方人類學的反抗。正如陳誌明指出的：產生於西方的人類學，其理論和方法很可能有不適應第三世界的地方，因此第三世界應該有它自己的理論和方法，需要一個本土化的過程。
綜上所述，人類學本土化在外延上可以歸納為兩點：一是西方人類學自身本土化的問題；二是發展中國家對西方人類學的反抗。
關於本土化研究的具體內容、方法、途徑，李亦園先生曾經這樣論述：
據我自己的了解，一個學科研究的本土化或本國化，不但應該包括研究的內容要是本地的、本國的，而且更重要的是也要在研究的方法上、概念上與理論上表現出本國文化的特征，而不是一味追隨西方的模型。譬如在研究的方法上，西方所用的各種問卷、測驗量表等，在人類學的研究上雖然較不常用到，但有時也會因特殊的需求而用到它們，但是為西方人而設計的問卷或量表有許多地方或方式都不適於用在我們中國人身上，不是不適合回答，就是經常導致答非所問，造成信度與效度上都有很大的偏差。即使是人類學家所常用的所謂“參與觀察”與“深度訪談”等方法，也有它的困境，特別是在中國這樣大的國家裏，如何從參與小村落的田野工作，擴展到了解全國的問題，也是一項在研究方法與研究策略上需要有我們自己發展出一套適合於國情的方式，在這裏也許我們可以說費孝通先生的研究從村莊到市鎮，然後從市鎮到大區域的策略，確是一個在研究方法上做到本土化、中國化的好例子。[1]
二、人類學本土化在中國
早在20世紀30年代就有一些學者提出建設中國人類學以及民族學體係或民族學中國化的主張。概括來說有三種設想：一是綜合的想法，以孫本文為代表，強調利用西方民族學方法，根據西方研究得出的學理，整理中國固有的資料，依據調查得到的中國實際狀況，綜合而成有係統有組織的中國化的民族學；[2]二是經過比較後以功能學派理論為張本，以試用假設始，以實地驗證終，獲得理論與事實的新綜合，以經訓練的獨立的科學人才，進行獨立的科學研究，實現民族學中國化，吳文藻是這種主張的主要倡導人；[3]三是強調中國與西方的不同國情，吸收國外民族學理論的合理之處，建立本質上與西方不同的獨立的民族學，岑家梧、[4]馬長壽[5]等人表述了這種看法。
20世紀80年代，港台地區也進行過一輪“本土化”的討論。歸納起來，主要涉及兩大問題：
一是“本土化”與中國資料問題。其中以何秀煌、周顏玲為代表的一派學者強調中國資料對西方理論的補正性，他們認為“中國化”的含義就在於盡可能地挖掘中國的社會事實，收集中國的社會資料，以便用來檢證由西方移植而來的學說和理論。另一派以高承恕、林南為代表則強調不應限於中國資料的補正作用，他們認為，“中國化”的根本問題必須要透過新的詮釋和溝通、更基本的批判及反省才能得到適當的出路。我們不但要意識到西方社會科學所做的詮釋是從何種曆史及文化的觀點或某種意識形態出發，更要進一步對我們自己的曆史文化傳承也作一批判，即雙重的詮釋與批判，從而最終邁向一種更佳的自我了解和不同社會文化間的相互了解。
二是“本土化”與認識論問題。台灣學者葉啟政指出“中國化”應該具有兩個深層的含義，即一方麵中國社會學知識體係之傳統的建立，另一方麵是對外來西方社會學知識體係的反省與批判。“本土化”可以是一種研究上的認知態度，不以研究對象、主題、方法策略或概念架構是否為本地為唯一的判準。它應當看成是一種認識論的課題。它又是一具有自我反省性之象征性轉化活動，為社會研究者提供了多麵的研究策略與論述立場，具有改善社會學科的知識建構，以寬廣處理不同社會“實在”的能力。[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