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紀90年代《中國社會科學季刊（香港）》和《中國書評》兩刊也發起“本土化”討論並與“規範化”的討論密切扣連。梁治平指出，“本土化”除了其反對西方文化霸權、謀求學術地位的獨立性等一麵外，更重要的是其知識論方麵。“本土化”的本意應當是關注己身經驗，把一套關於社會的知識牢牢建立在此一經驗的基礎上。“本土化”並不是要造就出一種與現有社會科學截然不同的知識體係，而是通過對社會科學“普遍性真理”的質疑，對其“地方性”特征的辨識以及對其隱含前提的暴露和批判性反思，從而使其融會於本己經驗。“本土化”的意義不隻是向內處理自身的經驗，同時也是向外去創建社會科學的共同傳統。講“本土化”要促成的是一種知識上的自覺，即任何人類知識都是“地方性”的，“本土化”就是要了解我們知識的“地方性”、局限性同時注重自己的經驗，使這種經驗成為創生知識的淵源。[7]鄧正來先生也認為“本土化”的意圖在於追求中國社會科學的自主性和自身品格。他指出，“本土化”根本上涉及的是如何依據中國的本土經驗與真實曆史文化建構具有中國品質的社會科學。[8]
這次大討論給一度沉寂的中國人類學界帶來蓬勃生機。與此同時，喬健先生的《中國人類學發展的困境與前景》一文在《廣西民族學院學報（哲社版）》上發表，[9]在中國人類學界引起了強烈的反響並引發了另一場高層次、多角度人類學本土化的討論。
喬健先生在文中指出：“中國文化是非西方文化中的主支，中國人類學者應該充分利用人類學特別擅長的比較方法與結構分析方法深入中國文化資源，把其中的認知方式、世界觀與價值提煉出來以充實甚至更新現代人類學。……中國悠久豐富的曆史文獻便成了人類學的新的寶藏，發掘文獻的成果不隻會讓我們對中國文化更對整個人類文化變遷的曆程有一個更清楚更準確的認識……（我們）可以質疑甚至否定某些論題，更可以發掘許多新的論題出來……”文章發表後，中央民族大學便舉行了由莊孑L韶主持，一大批中青年人類學學者參加的生動活潑的座談會，對喬先生的文章發表了評論。借此契機，《廣西民族學院學報》以滿腔的熱情，開辟了“人類學研究”專欄，從而使人類學本土化成了1995年的熱點話題。
1998年5月，由榮仕星、徐傑舜主編的《人類學本土化在中國》論文彙編出版，對當今中國人類學界有關人類學本土化或中國化問題的各種見解和做法做了一個基本的總結和回顧，具有裏程碑的意義。
1999年9月份由廣西民族學院學報編輯部和中山大學人類學係聯合舉辦的“人類學本土化國際學術研討會”，在中國人類學本土化的探討上又邁進一步。
概括來講，在中國實現人類學的本土化需要做到以下幾點：
1．對中國曆史文獻進行人類學的解讀和分析
中國曆史悠久，其相關曆史文獻豐富舉世無雙。這些曆史文獻無疑是人類學一座古老而豐富的學術寶庫。在推進人類學本土化的今天，我們提倡運用人類學的理論與方法，對中國浩如煙海的曆史文獻重新審視、重新整合，作出新的解讀和分析，從中概括出新的論題，升華出新的理論，使人類學在中國的曆史文獻中接受一次洗禮。
2．對中國社會進行人類學的田野調查
田野調查一向是人類學家們看重的研究方法，在中國人類學發展的今天，由於人類學本土化的需要，田野調查的作用愈來愈重要。人類學家隻有深入中國社會基層進行人類學田野調查，才能突破他過去所堅持的理論及個人的意識形態立場所構成的認識框架，讓人類學理論在具體的田野調查中受到一次洗禮，從而使人類學的理論上升到一個新高度，甚或從中升華出新的理論來。
3．把對中國曆史文獻的人類學解讀與對中國現實社會進行人類學的田野調查結合起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