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某種意義上說，文學與哲學是不能放在一起進行比較研究的，或者說這種研究的結論並不僅僅是屬於文學與哲學的，而是屬於一般藝術與哲學的，因為文學也在藝術的大範疇之內。這也符合比較文學關於可比性的歸類原則。但是，文學與其他種類的藝術相比，其獨特之處就在於，它是一種語言藝術，一種訴諸概念的藝術。正是這一點，使哲學與文學得以親善，而與其他種類的藝術樣式顯得疏遠。
換句話說，與音樂、繪畫、雕塑、建築等藝術樣式使用的符號不同，文學與哲學所運用的語言符號是一致的，二者都隻能在語言的交流中乃至在上下文的具體語境中，才能夠存在。因此，藝術中的說教化與智性化傾向，在其他藝術樣式——無論是書法、音樂，還是繪畫、雕塑中都很難發現，而幾乎為文學所獨有。反過來說，哲學中的藝術化傾向，也隻能藝術到文學中去，在極端的情況下使得哲學與文學合而為一。所以，盡管尼采在諸種藝術形式中更推崇音樂，然而他注定成不了音樂家，而隻能成為詩人或文學家，因為他表達哲學的符號是語言。文學與哲學惟其有如此密切的關係，所以才會成為比較文學跨學科研究的重要對象。
當然，哲學似乎是一個漂泊不定的學科。它有時是一切學科之冠，仿佛能統領一切學科；有時又沒有實在的領域，或者這一領域是別的專門學科的領地。特別是在傳統的形而上學衰落之後，這一點就顯得尤為明顯。如果用老子的邏輯來說，“無不為”也就成了“無為”。而有為的各專門學科又在吞噬哲學固有的領地。文學的情況有點不同，無論在中國還是在西方，文學的概念開始都顯得龐雜，隻是到了近代，以想像、情感和虛構為特質的美的文學概念才脫穎而出。文學讓出了一些領地給其他的人類表現領域，使自己有了實在的地盤，從而免除了像形而上學那樣被顛覆和解構的危險；然而這也是人類片麵分化的結果，它標誌著一切文化表現形式都具有審美屬性的生動完滿的文化階段已經一去不複返了。哲學與文學的互滲這一論題，一方麵是要分析哲學的文學性，即在傳統哲學中有多少屬於文學的成分，並且要研究在哲學走向各專門領域的時候，是怎樣走向文學的；另一方麵，還要分析文學中的哲學，即文學是怎樣表現了哲學的思想，在何種意義上承擔了哲學的功能，文學中的哲學對於文本的文化地位是有利還是有害。
（第一節）哲學向文學的流入
“哲學”這一概念是從西方借用的，所以對哲學命運的考察，就應該從希臘開始。在古代希臘，哲學是對智慧的愛好，是對世界知性的形而上的總體觀照。那時的哲學家大多是科學家，他們在苦苦追問世界的本體是什麼，哲學成了對世界本體的探討，所以擺脫了感性實證與倫理功用的形而上學也就成為希臘哲學的特征。而且那個時代哲學與科學以及各專門學科還沒有截然分明的界限，哲學將它對智慧觀照的翅膀飛向各個專門學科，又帶著總括性的概念從各個專門學科飛回哲學的大本營。即使到了已經出現了分科研究的亞裏士多德，也還沒有放棄總體觀照世界的努力，他的《政治學》、《詩學》、《物理學》等著作，並不就是政治、文學、物理等各專門學科的學問，而是從哲學的總體把握世界的角度對各專門學科的觀照，因而應該是哲學著作。
而亞裏士多德之前的哲學，基本上是綜合性的，較之亞裏士多德的哲學更顯得是對世界的總體把握。但是，亞裏士多德顯然在知識中分出了“形而上學”和“形而下學”，正如柏拉圖將世界分成理念的本體與感性的現象一樣，其中的《形而上學》一書則仿佛是“哲學中的哲學”。而且亞裏士多德的分科研究鼓勵了文藝複興之後的學者，在片麵分化的道路上越走越遠，將整個世界的知識切割成各個小塊進行研究。
然而，這個時候形而上學還在假借著上帝的概念而存活，一旦上帝的存在被質疑，西方整個形而上學乃至哲學大廈就有傾覆的危險。
不相信上帝的恩格斯（F.Engels），就已經在顛覆這座哲學的大廈：“一旦對每一門科學都提出了要求，要它弄清它在事物以及關於事物的總聯係中的地位，關於總聯係的任何特殊科學就是多餘的了。於是，在以往的全部哲學中還仍舊獨立存在的，就隻有關於思維及其規律的學說——形式邏輯和辯證法。其他一切都歸到關於自然和曆史的實證科學中去了。”因此，給人們提供一切知識的哲學時代仿佛一去不複返了，這一點在黑格爾哲學之後就顯得尤為明顯。維特根斯坦和卡爾納普等科學哲學家，從科學的邏輯分析的角度，一舉顛覆了傳統的形而上學——哲學。這就難怪，科學哲學指責人本哲學的概念和命題是偽概念、假命題；而人本哲學則指責科學哲學居然對人類的世界觀與價值觀等重大哲學問題棄置不顧，而將哲學狹隘地理解為邏輯語言的分析。在這樣一個混亂的時代，同是哲學家，卻居然在“哲學是什麼”的問題上達不成大致相近的共識，甚至出現了嚴重的對立，有人竟然說“哲學就是寫給情人的情書”，哲學危難的命運由此可見一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