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獲得狹義的美的文學概念之後，當人們再去審視沒有獲得狹義文學概念之前的文明史，就會將《詩經》、《離騷》、唐詩、宋詞與《荷馬史詩》、《神曲》、莎士比亞戲劇等等當作文學研究的對象，而不是將《論語》、《孟子》、《老子》、《荀子》與西塞羅（Cicero）、蒙田、愛默生等人的文本做為主要的研究對象。然而，無論中國還是西方，文學都很難遊離於哲學思想之外。例外可能僅僅存在於哲學產生之前的文學，或者一些難於歸類的複雜的感性形態，或者過於單純的純詩美文。然而即使在這些作品中（哲學產生之前的文學除外），創作者也很難生活在思想的真空之中，而不受傳統與現實中的思想的絲毫影響。因為無論是何種專門的思想，一旦試圖解釋一切的時候，就會變成哲學。而試圖解釋一切的思想，或多或少總會對文學發生一定的影響。
或曰：中國的山水詩、田園詩純然是一種詩人對於世界的感覺，其中並沒有受到思想的汙染，應該是埋葬哲學的墳墓了吧？但是對中國文化略知一二的人都知道，中國的山水詩與田園詩正是莊子哲學與禪宗的結果。“山氣日夕佳，飛鳥相與還。此中有真意，欲辯已忘言。”“人閑桂花落，夜靜春山空。月出驚山鳥，時鳴深澗中。”這裏表麵上沒有思想，甚至故意要忘卻思想，使得自己與世界都變得空無寂靜，所以才能做到以物觀物，物我兩忘，所謂“羚羊掛角，無跡可求”。然而，莊子所謂的“心齋”與“坐忘”，禪宗所謂的頓悟成佛，就是對這種“天地與我並生，而萬物與我為一”的混沌以及在頃刻間達到空無至靜的追求。返觀在莊學大行其道與禪宗流行於世的魏晉之前，中國的詩文中很少這種空無至靜的玄妙境界。
《詩經》以及後來的樂府民歌中充滿了勞之苦、戰之怨、情之動、愛之思、別之恨，《離騷》抒發了性格高潔反遭陷害的綿綿哀怨，漢賦在鋪張揚厲的描述之後總要有諷喻之辭，全不像陶淵明、王維的詩歌那樣空靈玄妙。從這個意義上講，陶淵明與王維詩歌的空靈，並非是他們無知無識，純然感受自然的空靈，而是在莊學與禪宗的影響之下，拋卻了塵世的嘈雜而進入一種空靈玄妙之境的結果。他們經過了從無到有，又返歸無的。返歸的過程，恰恰是哲學與宗教的作用。
當然，我們並不是說，在陶淵明與王維的作品中，有什麼大有深意的哲學思想。在他們的作品中，越是表現得沒有任何思想，越是成功之作。甚至讀者在審美接受的過程中對這些作品中思想的尋求，也是這些作品不成功的表現。正如在欣賞“小夜曲”時，沒有幽靜之感反而聽得自己激情澎湃，“小夜曲”的創作並不見得成功一樣。因為莊學與禪宗做為陶淵明與王維作品的思想底色，正是一種“無思之思”，是一種“消滅哲學的哲學”。從這個意義上講，貴“無”的東方哲學與崇“有”的西方哲學形成了尖銳的對立。換句話說，中國的文學作品並不是以其思想的豐富性與深刻性見長，而是以作品的純美為其特色。即使是深受儒家哲學影響的文學，也並沒有多少深奧的思想，而是充滿庸常的思想，主要是現世的人倫之樂與離愁別恨、吊古傷懷與感時憂國。
最受中國讀書人推崇的杜甫詩歌，就主要是儒家哲學的浸染所致。當然，由中國天人合一的哲學思想而導致的情景交融的審美境界，是儒道兩家共同的美學理想。隻不過儒家的天人合一是讓人先和合在倫理整體之中，以倫理整體與天合一，譬如君臣的秩序與天地的上下是合一的，男人與女人交合而生孩子與天作雲下雨而地生長萬物是合一的；而道家莊學的天人合一則是以個體的人與永恒流轉的天地萬物的直接合一。這種天人合一的哲學思想導致了中國文學雖然沒有多少深奧的思想，但卻充滿了美好的山水自然。中國那些令人一唱三歎的田園詩、山水詩、山水畫，就正是在這種哲學背景之下產生的。中國文學對自然較之西方文學總是顯得敏感，即使在儒家哲學教化下的文人那裏，也免不了對花落淚，對月傷愁，冬去傷春，夏盡悲秋。
當然，如果說深奧與淺薄對立而具有褒貶意義的話，那麼，中國的田園山水意境絕非淺薄之境，因為這種境界並非藝術家無知所致，而是有知有思之人追求無知無思，洞悟哲理之人追求去除哲理的空無，所以這種境界才顯得玄妙，才需要極高的悟性去破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