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本哲學家對審美與藝術的肯定，就會顛覆維柯、黑格爾從理性主義的角度對藝術所唱的挽歌。在狄爾泰看來，黑格爾將藝術看成是人類較低階段的產兒並將被哲學所取代的觀點，肯定是站不住腳的。哲學、藝術和宗教對於生命之謎的解答和反思，有著同樣重要的意義。而且由於哲學有著日益被科學化和工具化的傾向，使得本應該是提供人生以價值和意義的哲學，卻躲進數理與邏輯的象牙之塔，拒斥對社會人生和文化價值的思考。於是，詩人就取代哲學家去追問生命的意義了。換句話說，每當哲學忘記了自己的使命，詩人就會出來承擔反思人生的重任。如果說在執著於求知的人類童年時代的希臘，將科學與哲學混為一談還可以容忍，但是在人類已經長大的現代，還是將哲學等同於技術化的科學，已經失卻了人類超越之旨，在狄爾泰看來就隻有以追問生命奧秘的藝術去取代哲學了。而且現代的科技不僅不能成為人類超越的家園，卻構成對現代人的一種壓迫，工具的發達已經在積壓人的空間，使人也有日益被工具化的危險，而核武器等等發明甚至可以使人類毀於一旦。於是，海德格爾認為，在現代的機械繁榮與技術統治的背後，神已隱去，從而將無意義和荒謬留給了世界，物質的繁榮掩蓋不了現代人精神上已處於冥暗的午夜。
他在《林中路》中說：“在這貧乏的時代做一個詩人意味著：在吟詠中去摸索隱去的神的遺跡。正因為如此，詩人能在世界黑暗的時代裏道出神聖。”基於此，海德格爾對審美的描繪——做為去蔽陰雲、亮光朗照的真理的顯現方式，就具有準宗教的意義。可以看出，隨著上帝的死亡、宗教的衰落以及傳統形而上學的沒落，人本哲學家要想履行傳統的宗教與形而上學賦予人生以意義的職能，就隻能轉而去肯定文學與審美。從這個意義上講，黑格爾之後文學與審美並沒有衰落，衰落的僅僅是黑格爾的絕對精神；哲學也沒有能夠取代文學去統治精神世界，反而哲學本身也被詩化了。
自柏拉圖之後的西方理性主義的哲學傳統，都認為人們隻有憑借理性才能獲取知識，開啟真理之門。比較而言，哲學與理性相近，文學與感性相近。這就是為什麼以理性主義為尺度的學者或者推崇哲學否定文學，或者以文學接近哲學而肯定其存在地位的原因。然而隨著理性哲學大廈的土崩瓦解，人們發現，即使是在純粹的知識論上，理性的作用也被極度地誇大了。對事物的認識在很大的意義上不是靠理性，而是靠直覺。即使是像胡塞爾的幾乎難於歸為人本哲學的現象學哲學，也極為推崇直覺，他以為正確的哲學方法應該是將世界放到括號中進行現象的直觀與本質的直觀。如果說哲學與理性的分析在傳統意義上幾乎是一回事，那麼，直覺在很大程度上是屬於文學與審美的，克羅齊幹脆認為藝術就是直覺。而現代人本哲學對傳統哲學的顛倒，就表現在對直覺的推崇，對理性的貶低。許多人本哲學家認為對主體生命的認識不能靠理性，而要靠直覺。
叔本華首先對康德的理性主義哲學進行了人本哲學的革命，他將康德的“現象世界”變為“表象”，認為“世界就是我的表象”，而把康德的“物自體”改造成“意誌”，所以他將自己有代表性的哲學著作名為《做為意誌和表象的世界》。叔本華認為，意誌是盲目而非理性的，因而對意誌的認識不能靠理性，而隻能靠直覺。於是，哲學也就不是什麼邏輯推理的科學，而是一種藝術，一種天才的直覺洞見。不過，叔本華的這部著作是在體係之內解構體係，因而也就並未擺脫傳統的形而上學框架的束縛，他的這部哲學名著也仍從本體論、認識論，推及倫理學。
到了尼采，哲學才真正變成了一種天才的直覺洞見。即使在尼采最富有理論性的《悲劇的誕生》中，也不是什麼邏輯分析，而是一種對世界的直覺和洞見。
推崇直覺而貶低理性的，還有柏格森等許多人本哲學家。羅素曾以這樣略帶諷刺的文筆描繪柏格森哲學：“本能是好孩子，理智是壞孩子。”本能的最佳狀態稱為直覺，並“見於螞蟻、蜜蜂和柏格森”。的確，在柏格森的哲學中，直覺被賦予了能夠洞察一切感性具體與生命活動並準確描繪它們的能力，這是被動的向下的理性所不敢望其背的。在柏格森看來，“根本的實在是生命的衝動，而不是精神或物質；我們通過直接的、最接近的經驗體會到這種生命的衝動存在於我們自身中，通過同情或‘直覺’體會到它存在於別人身上。”
直覺，做為對生命本身的直接領悟與洞見，是能夠洞察生命的奧秘的；而理性則遠離了根本的實在，因為理性在性質上是幾何學的，它也就沒有能力去處理真正是活著的生命，即使去處理也會將活著的生命當成無機的物質而窒息生命。“理性最多也不過是能夠在一座預先構造的科學房屋四周‘環行’，而直覺則有進入這座生命、感覺和經驗大廈的高貴的特權。”因此，傳統的讓文學向哲學靠攏的邏輯在這裏又被顛倒了，即崇尚理性的哲學必須放棄理性，向崇尚感性與直覺的文學和審美靠攏，才能找到開啟生命奧秘之門的鑰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