歌德曾說，理論是灰色的，生命之樹長青。他在與愛克曼的談話中，曾經對黑格爾的辯證法表示不屑，並感歎說德國人真是奇怪的家夥，他們想在萬事萬物中都灌注進深奧的道理。在下麵的論述中，我們可以拋開就理論研討的方式，而對作家及其文本進行一下哲學的透視。
（第一節）民族的與個體的：魯迅與卡夫卡哲學意蘊的異同
魯迅和卡夫卡有可比性嗎？無論個人還是文本，差異都是巨大的。卡夫卡是厭世的、懦弱的小職員，魯迅是執著的、頑強的戰士；卡夫卡的作品以其荒誕不經對人類的困境進行了形而上的拷問和追尋，魯迅的創作則立足於現實，是對本民族生存現實、民族文化的揭露和批判。然而如果我們細細比較的話，同樣也會驚訝於他們文本的相似和聯係，盡管沒有任何證據可以表明，魯迅曾經讀到過卡夫卡（FranzKafka）的作品，而卡夫卡也不可能接觸到略晚於他的魯迅的作品（1924年卡夫卡逝世；魯迅小說的最早的英譯本是在1934年，德譯本則要晚的多）。
其實，早有人注意到了魯迅與卡夫卡的這種內在聯係。已故美籍華人學者夏濟安教授在《魯迅作品的黑暗麵》中曾敏銳指出，魯迅“看起來更像卡夫卡的同代人而不是雨果的同代人”。顯而易見，此處的側重點不在時間的意義上，而在作家的精神氣質和創作特征上。如果說雨果是浪漫的，卡夫卡則是現代的。魯迅與卡夫卡接近，同屬現代。值得注意的是，魯迅生活與創作的時代，正是現代主義勃興之時。勞倫斯曾在《袋鼠》中宣布：“舊世界在1915年告終了。”此處的“世界”，主要指文學世界。同年，卡夫卡的《變形記》首次發表；1918年，魯迅發表了新文化運動的第一篇白話小說《狂人日記》；1919年，伍爾芙發表《牆上的斑點》；1922年，喬伊斯的《尤利西斯》等一批現代主義代表作問世；這一年，卡夫卡寫出了長篇小說《城堡》
（1926年出版），魯迅也於1921年底開始發表《阿Q正傳》。這表明，魯迅的創作是與卡夫卡等西方現代派文學大師同時起步的，現代主義是他們的共同特征。當然，魯迅與現代主義尤其是存在主義的關係並非是一個新話題，一些人將魯迅完全還原為一個標準的存在主義者和生命哲學家，而我們在下麵的比較中，將不僅闡明魯迅與現代主義的聯係，而且將指出其顯著的文化差異。
一、魯迅和卡夫卡哲學思想的形成
魯迅和卡夫卡都在社會的激劇變動、價值體係的坍塌和隨之而來的精神文化的虛空中強烈地感受到了人在世界中的艱難處境，相似的個體生命的慘痛經曆進一步迫使他們正視和思考人的生存現實，而現代主義又通過其思想先驅尼采、克爾凱戈爾等人實現了對魯迅、卡夫卡的影響。
1.文化危機與精神荒原
卡夫卡生活的時代，物質文明的高度發達與上帝的死亡同時發生，人們精神上日益空虛、頹廢。同時，戰爭帶來的血腥屠殺沉重地打擊了現代人的自信心，破壞了人與自然、人與社會、人與人之間的平衡關係。傳統的道德觀、價值觀以及宗教信仰整體性崩潰，懷疑和絕望像幽靈一樣籠罩著歐洲，整個西方社會陷入深刻的精神文化危機之中。生長於奧匈帝國一隅的卡夫卡，麵對一戰後動蕩、黑暗的社會現實，麵對一代人惶惑不安的精神危機，陷入深深的憂慮與迷茫之中。他感到一種難以承受的苦悶，“被瘋狂的時代鞭打”的痛苦和無助。
比歐洲至少落後一個世紀的中國，這時也麵臨著同樣的文化危機和戰爭威脅。幾千年的傳統文化在以洋槍洋炮作後盾的西方文化的衝擊之下，處於滅頂之災。嚴峻的現實在少數先進的中國人心裏形成了嚴重的危機感。先後以嚴複、魯迅等為代表的先進中國知識分子，開始在危機麵前審視、懷疑傳統文化。做為文化先覺者，當魯迅掃蕩一切舊的傳統、偶像、法則之後，他感到了喪失精神家園的惶惑，體嚐到夢醒後無路可走的悲哀。誠然，他心裏還藏著對西方文化的信任，立誌改造國民性，然而回應他的卻是“如置身毫無邊際的荒原，無可措手”的惶惑，和“以眾虐獨”，“人喪其我”的威壓。眼見一切變革的努力和希望都隨著大潮退去，未能滌蕩的是腐爛和淤泥，他沉默了，變得懷疑起來。隨後軍閥混戰，政客傾軋擾攘，如蠅逐臭，讓他感到民族的沉淪與無可救藥的腐朽。這一切，擊碎了他早年的理想和文化樂觀主義。他徹底絕望了。這種共同的精神文化危機構成了魯迅和卡夫卡哲學形成以及文學創作的起點，也是他們接受現代主義先驅者影響的契機。
2.個體生命的體驗與感受
個體生命的感性經驗，是作家創作個性形成的重要因素，也是作家解釋自身和世界的基礎。對卡夫卡這樣注重表現內心的作家來說，它直接構成了文學表現的內容。在魯迅的《野草》中，我們同樣可以讀到糾結著複雜矛盾的個體生命的情緒、體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