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節）偏至與圓融：魯迅與佛教和基督教關係發微
錢理群在《話說周氏兄弟——北大演講錄》中指出：“魯迅在理論上固然不否定人的和諧，但他更強調‘偏至’，強調向惡的方向的偏至，他喜歡‘惡之聲’，在審美選擇中強調惡的美，力的美，狂暴的美。”筆者早在1991年紀念魯迅誕辰110周年時就曾指出，在審美選擇上魯迅是偏至的，欣賞“惡之美”。但另一方麵，魯迅又熔鑄了多種文化精神，圓融會通，從而形成他獨特的文化品格。在宗教問題上，尤其是對佛教、基督教等外來宗教，他價值取向的獨特品格表現為既偏至又圓融，其偏至處表現在對女吊、撒旦等宗教異端力量的推崇與看取，因為他們所具有的反叛、異端傾向與魯迅在精神上相契合；圓融之處在於他對佛教、基督教、道教等並非簡單地把它們看做隻是“人類精神的鴉片煙”，一味揭批和否定，而是首先把他們看做一種文化現象，一種具有形而上意義的哲學，進行了具體而深入的研究，將宗教哲學與他的個人精神世界整合圓融，將宗教救贖與內在道德自省融為一體，從而形成了他獨異的宗教文化觀。
我們將在汲取前人理論研討的基礎上，從魯迅與佛教、基督教、道教的關係中，清理魯迅在中外文化交彙碰撞中獨特的文化選擇，探討宗教與魯迅內在精神的契合和背離，分析魯迅對中國傳統文化的“異端”意義，由此來觀照魯迅思想的淵源及其豐富性和深刻性。
一、魯迅與佛教
1.主體精神的伸張：魯迅與佛教的內在之“緣”
佛教最講求“緣分”，魯迅與佛教的結緣早在他童年的時候就開始了。他的家鄉紹興，當時的佛教氛圍極為濃厚，信佛、崇佛的風氣頗為盛行，魯迅小時候就在附近的廟裏找菩薩“記名”，並拜了一個和尚龍師傅，師傅贈給他法名“長庚”，直到晚年魯迅還深情地撰文記敘此事。另外，他在家鄉濃厚的民俗化佛教氛圍中，從小聽佛教傳說故事，耳濡目染，對佛教自然多了一份熟稔和親近。但最根本的，是魯迅與佛教有一種內在之緣，即對主體精神伸張的看重與推崇。從這種意義上說，魯迅真正開始認知佛教，應該肇始於他師從章太炎。
梁啟超在《清代學術概論》中指出：“晚清所謂新學家者，殆無一不與佛學有關係。”如主張“不拘一格降人才”的龔自珍、“師夷長技以治夷”的魏源，晚年都潛心佛學；譚嗣同、康有為、梁啟超等維新派，也積極從佛學中汲取哲學思想，梁啟超在《論佛教與群治之關係》中認為佛教信仰“乃智信而非迷信”、“乃兼善而非獨善”、“乃入世而非厭世”、“乃自力而非他力”。章太炎在1897年就受後來成為魯迅在教育部之頂頭上司夏曾佑的影響，開始涉獵《法華經》、《華嚴經》、《涅盤經》等，但此時他尚未理解佛學的深奧妙意。殆至1903年他因《蘇報》案入獄期間，他才開始深入係統地研究佛學，其中尤對佛教中的法相惟識學感悟頗多，“晨夜研誦，乃悟大乘法義”。章太炎看取惟識學的，就在於他通過對佛學原理的重新解讀，找到了與他鼓吹和倡導資產階級民主革命相溝通的理論支持。他用佛教“一切眾生，皆是平等”的教義，公開宣揚反清排滿的資產階級民主革命：佛教最重平等，所以妨礙平等的東西，必要除去。滿洲政府待我漢人種種不平，豈不應該攘逐？且如婆羅門教分出四姓階段，在佛教中最所痛恨。如今清人待我漢人，比那刹帝利種虐待首陀羅更要厲害十倍。照佛教說，逐滿複漢，正是分內的事。又且佛教最恨君權，大乘戒律都說：“國王暴虐，菩薩有權，應當廢黜。”（《演說辭》，《民報》第6號）章太炎重視佛教對人的主體精神的高揚，是一種形而上的價值，這與後來的啟蒙者注重啟迪國民精神自覺的思路是一致的，魯迅也即由此而獲益。章太炎利用佛教有兩個目的：一方麵，他強調佛教對道德淨化的功用，認為中國革命當時缺乏的是道德，要療治國人道德墮落的惟一妙方，就在宗教。因此他積極倡導“要用宗教發起信心，增進國民的道德”，借助佛學思想來淨化國民道德，振起麻木的人心，改變國人無信仰、無特操的陋習，重樹信仰，由此可以探出一條精神脈絡：魯迅“五四”之後對國人無信仰、無特操的揭批以及對療救國人麻木魂靈所作的思考和選擇，恰如此時章太炎的思路相一致。另一方麵，章太炎推崇惟識宗“依自不依他”的主體精神，按他的詮釋，就是“厚自尊貴”，“自信”，“悍然獨往”，“自貴其心，不援鬼神”等。這裏的“自”指主體，“他”是異己的力量，既指上帝鬼神之類超自然的崇拜，也指天理、公理、規律等。章太炎把“依自不依他”看作中國曆史上各個哲學派別的共同點：“蓋支那德教，雖各殊途，而根源所在，悉歸於一，曰：‘依自不依他’耳。”尤其是他將“依自貴己”與尼采相提並論：“然所謂我見者，是自信而非利己，猶有厚自尊貴之風，尼采所謂超人，庶幾相近”，就將佛學與西方現代的推崇個性精神聯係起來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