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拯救與逍遙》中大談特談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劉小楓，仿佛並沒有讀什麼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研究資料，或者他那“神性之維”的天通眼對此根本就不屑一讀。事實上，自1970年尼采閱讀《群魔》的摘錄公之於世之後，任何將尼采與陀思妥耶夫斯基筆下的人物等同的企圖都很難自圓其說。因此，盡管尼采對陀思妥耶夫斯基通過小說所表現出來的驚人才華及其對人類心理的深刻洞察深表讚賞，但是通過尼采的摘錄可以看到，“在主要的具有決定性意義的問題上，他們並不是誌同道合的人，而是思想上的對抗者。”在斯塔夫羅金這個人物身上，尼采對他“不是陶醉於力量，而是缺少能使他的存在有意義的那種對高尚的、超個人的道德價值的信仰”而深為不滿。“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主人公不僅為自身的問題，而且還為人類的共同幸福感到激動不安。這就是《查拉圖什特拉如是說》的作者同樣不能在基裏洛夫的議論中找到對自己有利的論據的原因。”總之，在尼采看來，陀思妥耶夫斯基及其主人公感覺到舊道德價值的淪喪產生了絕望和病態心理，加之陀思妥耶夫斯基又寫了許多下層不幸的小人物，而不是號召人們在舊道德價值崩潰之際靠生存意誌的本能，靠酒神精神、強力意誌去享受自由，所以尼采將陀思妥耶夫斯基與托爾斯泰並列，而稱之為頹廢的文化現象。
從“事實聯係”的角度看，尼采接觸到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作品應該是在1887年，其時尼采大部分的哲學著作都已經問世了，因此，說陀思妥耶夫斯基塑造了尼采，無論從那個角度看，都是不合適的。塑造尼采的另有其人，這就是叔本華、拜倫和耶穌。叔本華以意誌為世界本體的哲學，拜倫化做魔鬼向上帝抗戰以及對強力意誌的推崇與耶穌的超人形象相結合，共同塑造了尼采。
如果說探討陀思妥耶夫斯基與尼采的精神聯係並非劉小楓的發明，對法國存在主義產生過巨大影響的舍斯托夫早就有這方麵的專著，而劉小楓僅僅是簡單化地加以引用，那麼，將卡夫卡說成是陀思妥耶夫斯基塑造的，據劉小楓說則是他的創新：“卡夫卡與陀思妥耶夫斯基筆下人物形象的聯係，一直沒有受到關注。”但是，根據我所看到的資料卻絕非如此，弗裏德連傑爾就說：“卡夫卡和陀思妥耶夫斯基這個題目屬於那些在第二次世界大戰後幾乎在全世界資產階級哲學和文藝學中廣為流行的題目。阿·加繆使陀思妥耶夫斯基與卡夫卡的關係變得更加密切了，他試圖在《西敘福斯的神話》中用他們的思想確立存在主義的‘荒謬哲學’。在他的影響下，卡夫卡和陀思妥耶夫斯基之間的類似現象，就成了當代西方唯心主義哲學和文藝學最喜愛的‘共同點’之一。”
不管觀點是自己的還是抄來的對劉小楓而言都不重要，關鍵是：卡夫卡真是陀思妥耶夫斯基塑造的嗎？卡夫卡真是梅思金的親兄弟？
卡夫卡當然受過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影響，但是僅就比較文學的“影響”
而論，卡夫卡更受果戈理和托爾斯泰的影響，而且卡夫卡所受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影響也並不能表明他就是陀思妥耶夫斯基所塑造的。
一個文學評論家最可怕的是喪失了藝術感覺，而一個稍稍有藝術感覺的人，就會在陀思妥耶夫斯基筆下的藝術世界與卡夫卡筆下的藝術世界之間劃出一道分明的界限。陀思妥耶夫斯基在深刻地顯露了人的靈魂的深度（這使他優越於他的同時代作家）而具有藝術超前性之外，還在理性的敘事框架中，容納了廣闊的社會內容與曆史畫卷，與巴爾紮克、托爾斯泰保持了藝術與時代的同步性；而在卡夫卡的藝術世界中，廣闊的社會內容與曆史畫卷都消失了，理性的敘述框架也被非理性的敘述所取代了。“卡夫卡長篇小說那種停滯的、‘黑白的’、圖解式的、同時又是不合邏輯的世界，即使在修辭學方麵也是與陀思妥耶夫斯基的藝術世界完全對立的。在陀思妥耶夫斯基的藝術世界中，一切都處於運動、變化和成長之中，諸多人物性格的每一個都會激起藝術家的好奇心，因為對他來說，每一個性格都是他研究的特殊對象，並組成一個暗含著取之不盡的潛力的、特殊的、精神和肉體方麵的現實。”陀思妥耶夫斯基筆下的人物有著超越於一般人的智力，尤其是在拉斯柯爾尼科夫、伊凡等人身上，所以有人在拉斯柯爾尼科夫身上發現了尼采超人的影子，即使是在梅思金公爵那裏，也有耶穌受難的光輝。但是，在卡夫卡的筆下，人的所有光輝都消失了，人物的智力也很平常，基本上都是一些平庸的人物，他們甚至連平庸的灰色的小人物也做不成，而變成了蟲子、非人。陀思妥耶夫斯基即使預言上帝死後的荒誕，也是以理性的思維去預言的，而在卡夫卡筆下，世界隻剩下了偶然的堆積和荒誕的現實，一些渺小無能的小人物在荒謬之中像蟲子、老鼠一樣懦懦而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