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愈之先生是我們《中學生雜誌》的老朋友，從《中學生雜誌》創刊到複刊，他一直給我們許多幫助，不但為我們寫文字，還幫我們出主意，定規劃。如今的新讀者也許不很知道胡先生其人，可是從五年之前起往上溯，那時候的讀者一定知道他。假如那時候的讀者在《中學生雜誌》以外還看旁的雜誌，接觸他的文字更多，那就不但知道他，並將永遠的記住他了。
今年得到消息，說胡先生在南洋某地病故了。朋友們聽了，都感到異樣的悵惘，與他作朋友很少會是泛泛之交的。消息極簡略，可是據說十之八九可靠。我們真個失掉了這位老朋友嗎?於是大家作些文字來紀念他，彙刊在這兒，成個特輯。萬一的希冀是海外東坡，死訊誤傳。如果我們有那麼個幸運，等到與他重行晤麵，這個特輯就是所謂“一死一生，乃見交情”的憑證，也頗有意義。
我不想在這兒說我與胡先生的私交，因為這在一般讀者看來，沒有多大關係。我隻想說胡先生的自學精神。他沒有在中學畢業，從職業中學習，從生活中學習，始終不懈，結果既博且通，為多數正途出身的人所不及。我們經常標榜自學，也許有人以為徒然說得好聽，難收真實效果。但是我們可以堅決的說絕對不然，胡先生就是個最可憑信的實例。
我隻想說胡先生的組織能力。他創設了許多團體，計劃了許多雜誌與書刊，理想不嫌其高遠，而步驟務求其切實。他善於識別朋友的長處，加以運用與鼓勵，使朋友人人盡其所長，把團體組織得很好，把雜誌書刊辦得很好。這種能力，在現代社會中是極端需要的，卻又是一般人所極端缺乏的。章程議定，計劃通過，招牌掛起。下文就沒有了，是我們常見的事。但是我們深切的知道，要真個幹一些事，非有胡先生那樣的組織能力不可。
我隻想說胡先生的博愛思想。我想這或許是從他學習世界語種下根的。世界語原來不僅是一種工具，其中還蘊蓄著人類愛的精神。後來他入世更深，知道普遍的人類愛還是未來的事，在當前，有所愛就不能不有所憎，愛的方麵越真切，憎的方麵也越深刻，深刻的憎正所以表現真切的愛，而表現的方式不限於用口用筆，尤其緊要的是用行為。在後半截的生涯中，他奔走各地，棲棲皇皇。計劃這個，討論那個，究竟何所為呢?為名嗎?為利嗎?都不是。無非實做“有所為”三個字而已。為什麼要“有所為”?本於他那種博愛思想，隻覺得非“有所為”不可而已。
我隻想說胡先生的友愛情誼。這與前一點是關聯的。朋友之可貴，不在聚集在一起吃點兒，喝點兒。一個人既要“有所為”，他知道無論什麼事決不是獨個兒辦得了的，必須與他人通力合作才成，那時候朋友就像自己的性命一樣，友愛情誼自然而然深摯起來。近來有幾位朋友與我談起，朋輩之中。胡先生最篤於友誼，他關顧朋友甚於關顧他自己。在感歎家說起來，這是“古道”，如今不可多得了。其實這也是“新道”，惟有不“古”不“新”的人物，才以為友誼是無足輕重的。
以上說了四點，自學精神，組織能力，博愛思想，友愛情誼，是胡先生的長處，我們一班朋友所公認的。關於這四點，都沒有記敘及具體事實，因為幾位朋友的文字中都有敘及，不必重複了。
在紀念人物的文字中。有句老調，“我們要學某人的什麼什麼”。我不想學這句老調。我以為看了幾篇紀念文字就會“學”起某人來，沒有這麼簡單，“學”的因素很多，種種因素具備了才得完成個“學”字。不過，看了幾篇紀念文字，在思想行為上發生或多或少的影響，如茅盾先生說的，受了那人物的感召力，是可能的。現在我們紀念胡先生，一位可敬的朋友，寫了幾篇紀念文字，這幾篇文字如果能在讀者的思想行為上發生若幹影響，那就不是浪費筆墨，我們對於胡先生的懷念也可以稍稍發抒了。
在本誌複刊後第十八期中，登過胡先生的一篇《論進步與後退》，現在在本期重印一次，讓讀者們再與他接觸一回，聽聽他那非進步不可的論調。
1945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