較古的文學作品所以難讀，大概不出三種原因：（一）先作品而存在的時代背景與作者個人的意識形態，因年代久遠，史料不足，難於了解；（二）作品所用的語言文字，尤其那些“約定俗成”的白字（訓詁家所謂“假借字”），最易陷讀者於多歧亡羊的苦境；（三）後作品而產生的傳本的偽誤，往往也誤人不淺。《楚辭》恰巧是這三種困難都具備的一部古書，所以在研究它時，我曾針對著上述諸點，給自己定下了三項課題：（一）說明背景；（二）詮釋詞義；（三）校正文字。
凡是古書，這三種困難都是具備著的，事實上並不限於《楚辭》，因而他所規定的三項課題，其實也就是研究古代文獻上的共通課題；尤其是第一項，那是屬於文化史的範圍，應該是最高的階段。但中國自秦漢以來兩千多年，實在還沒有產生過一部好的文化史。專家的研究也是同樣的。漢儒的研究是在第二第三階段上盤旋，宋儒越躐了第三階段，隻是在第二階段的影子上跳躍。清儒又回到第二第三階段上來，然而也隻在這裏盤旋，陶醉於訓詁名物的糟粕而不能有所超越。這是當然的，要想知道“時代背景”和“意識形態”，須要超越了那個時代和那個意識才行。“不識廬山真麵目，隻緣身在此山中”，不能超越那個時代和意識，那便無從客觀地認識那個時代和那個意識，不用說是更不能夠批判那個時代和那個意識。就像孩兒期中孩兒自身不明白自己的處境和意識一樣，兩千多年的封建社會的停滯也就必然地彙成了封建意識的汙瀦。要澄清這汙瀦，今天正是時候了。
我們再看一多先生的《楚辭校補》的《引言》中敘述著他的苦衷吧。他認為他所擬定的三項課題，最好是同時交卷，然而為情勢所迫，他一時不能夠全部完成，“隻好將最下層，也是最基層的第三項——校正文字的工作，先行結束，而盡量將第二項——詮釋詞義的部分容納在這裏。”他認為這是“權變的辦法”，是他所極不願做的。然而為了“可以騰出時間來多作點別的事”，他終於這樣做了。這《引言》是寫於民國三十年的十二月八日，也正是民主運動開始發動的時候，我們看他這急急於想“騰出時間來多作點別的事”的苦心，不可以看出一多先生以後的活動是早有部署在心的嗎？但我在這兒注意地引用到這段文字的用意倒側重在他對於自己所從事的工作具有全般的計劃，而且在完成計劃的各個步驟上的評價他是絲毫也沒有陷於自我陶醉的。“校正文字”和“詮釋詞義”的工作，這些正是考據家們的所兢兢焉樂道的事業，而在他隻是基本的準備工作，而且“校正文字”還隻是“最下層”。這不明顯地表示著，他絲毫也沒有把自己的工作做過分的誇大嗎？他的《楚辭校補》在他自己看來既隻是第二第三階段上的作品，我們準據著這同一的自白，也可以知道，他對於他的《周易證類纂》《詩經新義》《詩經通義》《莊子內篇校釋》《離騷解詁》等，這樣一連串的在文字訓詁上極有價值的文字，在他自己也不過是視為第二第三階段的工作吧了，其實這些著作，當代的考據家們，假使能有一篇，也就盡足以自豪的。事實上他們一篇也沒有，已經就在自豪了，一些舊式的或新式的衛道者，不是根本連字都不認識，便在那兒以仲尼複活、墨翟再生自命嗎？聞先生不是這樣的糊塗蟲，他雖然在古代文獻裏遊泳，但他不是作為魚而遊泳，而是作為魚雷而遊泳的。他是為了批判曆史而研究曆史，為了要揚棄古代而鑽進古代裏去刳它的腸肚的。他有目的地鑽了進去，沒有忘失目的地又鑽了出來，這是那些古籍中的魚們所根本不能想望的事。
三十三年的五月三日晚上，在昆明的聯大新舍南區教室裏，曾經舉行過一次“五四”曆史座談，據記錄，在周炳琳、張奚若等先生發言之後，聞一多先生發言。他曾經這樣說過：
剛才張先生說辛亥革命是形式上的革命，“五四”是思想革命，正中下懷。但是你們現在好像是在審判我，因為我是在被革命的係——中文係裏麵的。但是我要和你們裏應外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