聞一多揚棄了莊子思想，這表現在什麼地方呢？這表現在他日後一轉爾痛罵道家了。
一個儒家做了幾任“官”，撈得肥肥的，然後撒開腿就跑，跑到一所別墅或山莊裏，變成一個什麼居士，便是道家了。（《關於儒·道·土匪》）
他斥墨家是土匪，儒家是偷兒，道家是騙子。他說：“講起窮凶極惡的程度來，土匪不如偷兒，偷兒不如騙子，那便是說墨不如儒，儒不如道。”這是把道家思想清算得很痛快的。
如其從對於文化史的貢獻上來說，這層思想的轉變可以說很具體地表現於他的由莊子禮讚轉而為屈原頌揚。
郭沫若（1892—1978），原名郭開貞，字鼎堂，乳名文豹，號尚武。筆名沫若、麥克昂、郭鼎堂等。四川樂山人。中國共產黨優秀黨員，致力於世界和平運動，是我國現代著名的無產階級文學家、詩人、劇作家、考古學家、思想家、古文字學家、曆史學家、書法家、學者和著名的革命家、社會活動家。他是我國新詩的奠基人，是繼魯迅之後革命文化界公認的領袖。
我們在上述《莊子》一文中看見他以屈原和宋玉並稱，說“屈宋是仁人誌士的情”，沒有莊子偉大，這完全是一種舊式的看法。但在《人民詩人——屈原》裏麵，看法便完全不同了。“是什麼使得屈原成為人民的屈原”的？他舉出了四種原因。第一，屈原雖然是楚國的同姓，卻“早被打落下來，變成一個作為宮廷弄臣的卑賤的伶官。……這樣，首先在身分上，屈原便是屬於廣大人民群中的”。第二，“屈原最主要的作品——《離騷》的形式，是人民的藝術形式。……次要的作品——《九歌》，是民歌”。第三，“在內容上，《離騷》無情地暴露了統治階層的罪行，嚴正地宣判了他們的罪狀。……用人民的形式，喊出了人民的憤怒”。第四，“屈原的死，更把那反抗情緒提高到爆炸的邊沿，隻等秦國的大軍一來，就用潰退和叛變方式，來向他們萬惡的統治者，實行報複性的反擊。曆史決定了暴風雨的時代必然要來到。屈原一再地給這時代執行了‘催生’的任務”。
這四種條件，在他認為，若缺少了一件，便不能成為真正的人民詩人。“盡管陶淵明歌頌過農村，農民不要他，李太白歌頌過酒肆，小市民不要他，因為他們既不屬於人民，也不是為著人民的。杜甫是真心為著人民的，然而人民聽不懂他的話。屈原雖沒有寫人民的生活，訴人民的痛苦，然而實質的等於領導了一次人民革命，替人民報了一次仇。屈原是中國曆史上唯一有充分條件成為人民詩人的人”。
就這樣，聞一多先生由莊子禮讚變而為屈原頌揚，而他自己也就由極端個人主義的玄學思想蛻變出來，確切地獲得了人民意識。這人民意識的獲得也就保證了《新月》詩人的聞一多成為了人民詩人的聞一多。假使屈原果真是“中國曆史上唯一有充分條件成為人民詩人的人”，那麼有了聞一多，有了聞一多的死，那“唯一”兩個字可以取消了。屈原由於他的死，把楚國人民反抗的情緒提高到了爆炸的邊沿，聞一多也由於他的死，把中國人民反抗的情緒提高到了爆炸的邊沿了。替人民報仇者，人民亦必為之報仇；為革命催生者，革命亦必為之催生——催生永生的路上行進。
聞一多毫無疑問是永生了。他真真是“求仁得仁”，他不僅在做學問上獲得了人民意識，而在做人上更保障了人民意識的確切獲得。然而話又得說回來，他的很快地便被催向永生，在一多自己雖然是一種至上的成就，在人民也就是一種曆史的收獲，然而很痛苦地是伴隨了一個過高的代價。假如在一多獲得了人民意識之後，再多活得十年，讓他在事業上，在學問上，更多多地為人民服務，人民的收獲想來也不會更微末的吧？在他把文化史的批判工作的準備剛好完成，正好有充分的資格來擔當批判過去、創造將來的時候，卻沒有讓他用筆來完成他的使命，而是用血來完成了，不能過分矯情地說，這不是重大的損失。
“千古文章未盡才”，在今天我讀著一多的全部遺著，在驚歎他的成就的卓越之餘，仍不能不為中國的人民，不能不為人民本位的中國文化的批判工作，懷著無窮的隱痛。“一個人倒下去，千百萬個人起來！”在革命工作上我虔誠地希望能夠這樣，在為人民服務的學術工作上我也虔誠地希望能夠這樣。
一九四七年八月七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