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晨安！梳人靈魂的晨風呀！
晨風呀！你請把我的聲音傳到四方去罷！”
——《晨安》
（五）物質文明的結果便是絕望與消極。
然而人類的靈魂究竟沒有死，在這絕望與消極之中又時時忘不了一種掙紮抖擻的動作。二十世紀是個悲哀與奮興的世紀。二十世紀是黑暗的世界，但這黑暗是先導黎明的黑暗。二十世紀是死的世界，但這死是預言更生的死。這樣便是二十世紀，尤其是二十世紀的中國。
“流不盡的眼淚，
洗不淨的汙濁，
澆不熄的情炎，
蕩不去的羞辱。”
——《鳳凰涅槃》
不是這位詩人獨有的，乃是有生之倫，尤其是青年們所同有的。但別處的青年雖一樣地富有眼淚，汙濁，情炎，羞辱，恐怕他們自己覺得並不十分真切。隻有現在的中國青年——“五四”後之中國青年，他們的煩惱悲哀真像火一樣燒著，潮一樣湧著，他們覺得這“冷酷如鐵”，“黑暗如漆”，“腥穢如血”的宇宙真一秒鍾也羈留不得了。他們厭這世界，也厭他們自己。於是急躁者歸於自殺，忍耐者力圖革新。革新者又覺得意誌總敵不住衝動，則抖擻起來，又跌倒下去了。但是他們太溺愛生活了，愛他的甜處，也愛他的辣處。他們絕不肯脫逃，也不降服。他們的心裏隻塞滿了叫不出的苦，喊不盡的哀。他們的心快塞破了，忽地一個人用海濤的音調，雷霆的聲響替他們全盤唱出來了。這個人便是郭沫若，他所唱的就是《女神》。難怪個個中國青年讀《女神》沒有不椎膺頓足同《湘累》裏的屈原同聲叫道——
“哦，好悲切的歌詞！唱得我也流起淚來了。
流罷！流罷！我生命的泉水呀！你一流出來，
好像把我全身的烈火都澆息了的一樣。
……你這不可思議的內在的靈泉，
你又把我蘇活轉來了！”
啊！現代的青年是血與淚的青年，懺悔與奮興的青年。《女神》是血與淚的詩，懺悔與興奮的詩。田漢田漢（1898—1968），原名壽昌，漢族，湖南省長沙縣人。中國現代戲劇的奠基人。多才多藝，他還是中華人民共和國國歌《義勇軍進行曲》的詞作者。君在給《女神》之作者的信講得對：“與其說你有詩才，無寧說你有詩魂，因為你的詩首首都是你的血，你的淚，你的自敘傳，你的懺悔錄啊！”但是丹穴山上的香木不隻焚毀了詩人的舊形體，並連現時一切的青年的形骸都毀掉了。鳳凰的涅槃是詩人與一切的青年的涅槃。鳳凰不是唱道？——
“我們更生了！
我們更生了！
一切的一更生了！
一的一切更生了！
我們便是他，他們便是我！
我中也有你，你中也有我！
我便是你，你便是我！”
奇怪的很，北社編的《新詩年選》偏取了《死的引誘》作《女神》的代表之一。他們非但不懂讀詩，並且不會觀人。《女神》的作者豈是那樣軟弱的消極者嗎？
“你去！去在我可愛的青年的兄弟姊妹胸中，
把他們的心弦撥動，
把他們的智光點燃罷！”
——《序詩》
假若《女神》裏盡是《死的引誘》一類的東西，恐怕兄弟姊妹的心弦都被他割斷，智光都被他撲滅了呢！
原來蹈惡犯罪是人之常情。人不怕有罪惡，隻怕有罪惡而甘於罪惡，那便終古沉淪於死亡之淵裏了。人類的價值在能懺悔，能革新。世界的文化亦不過由這一點動機發生的。懺悔是美德中最美的，他是一切的光明的源頭，他是尺蠖的靈魂渴求展伸的表象。
“唉！泥上的腳印！
你好像是我靈魂兒的象征！
你自陷了泥塗，
你自會受人蹂躪！
唉，我的靈魂，
你快登上山頂！”
——《登臨》
所以在這裏我們的詩人不獨喊出人人心中的熱情來，而且喊出人人心中最神聖的一種熱情呢！
（本篇原載於1923年6月3日《創造周報》第4號。）
《女神》之地方色彩
現在的一般新詩人——新是作時髦解的新——似乎有一種歐化的狂癖，他們的創造中國新詩的鵠的，原來就是要把新詩做成完全的西文詩（有位作者曾在《詩》裏講道他所謂後期的作品“已與以前不同而和西洋詩相似”，他認為這是新詩的一步進程，……是件可喜的事）。《女神》不獨形式十分歐化，而且精神也十分歐化的了。《女神》當然在一般人的眼光裏要算新詩進化期中已臻成熟的作品了。
但是我從頭到今，對於新詩的意義似乎有些不同。我總以為新詩徑直是“新”的，不但新於中國固有的詩，而且新於西方固有的詩；換言之，他不要做純粹的本地詩，但還要保存本地的色彩，他不要做純粹的外洋詩，但又要盡量地吸收外洋詩的長處；他要做中西藝術結婚後產生的寧馨兒。我以為詩同一切的藝術應是時代的經線，同地方的緯線所編織成的一匹錦；因為藝術不管他是生活的批評也好，是生命的表現也好，總是從生命產生出來的，而生命又不過時間與空間兩個東西的勢力所遺下的腳印罷了。在尋常的方言中有“時代精神”同“地方色彩”兩個名詞，藝術家又常講自創力originality，各作家有各作家的時代與地方，各團體有各團體的時代與地方，各不皆同；這樣自創力自然有發生的可能了。我們的新詩人若時時不忘我們的“今時”同我們的“此地”，我們自會有了自創力，我們的作品自既不同於今日以前的舊藝術，又不同於中國以外的洋藝術。這個然後才是我們翹望默禱的新藝術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