愛國的情緒見於《女神》中的次數極多，比別人的集中都多些。《棠棣之花》，《爐中煤》，《晨安》，《浴海》，《黃浦江口》，都可以作證。但是他鑒賞中國文化的地方少極了，而且不徹底，在《巨炮之教訓》裏他借托爾斯泰的口氣說道——
“我愛你是中國人。我愛你們中國的墨與老。”
在《西湖紀遊》裏他又稱讚——
“那幾個肅靜的西人一心勘校原稿。”
但是既真愛老子為什麼又要作“飛奔”，“狂叫”，“燃燒”的天狗呢？
為什麼又要吼著——
“啊啊！不斷的毀壞，不斷的創造，不斷的努力喲！”
——《立在地球邊上放號》
“我崇拜創造的精神，崇拜力，崇拜血，崇拜心髒；我崇拜炸彈，崇拜悲哀，崇拜破壞。”
——《我是個偶像崇拜者》
“我要看你‘自我’的爆裂開出血紅的花來喲！”
——《新陽關三疊》
我不知道他的到底是個什麼主張。但我隻覺得他喊著創造，破壞，反抗，奮鬥的聲音，比——
“倡道慈，儉，不敢先的三寶。”
的聲音大多了，所以我就決定他的精神還是西方的精神。再者他所歌謳的東方人物如屈原，聶政，聶荌，都帶幾分西人的色彩。他愛莊子是為他的泛神論，而非為他的全套的出世哲學。他所愛的老子恐怕隻是托爾斯泰所愛的老子。墨子的學說本來很富於西方的成分，難怪他也不反對。
《女神》的作者既這樣富於西方的激動的精神，他對於東方的恬靜的美當然不大能領略。《密桑索羅普之夜歌》是個特別而且奇怪的例外。《西湖紀遊》不過是自然美之鑒賞。這種鑒賞同鑒賞太宰府，十裏鬆原的自然美，沒有什麼分別。
有人提倡什麼世界文學。那麼不顧地方色彩的文學就當有了托辭了嗎？
但這件事能不能是個問題，宜不宜又是個問題。將世界各民族的文學都歸成一樣的，恐怕文學要失去好多的美。一樣顏色畫不成一幅完全的畫，因為色彩是繪畫的一樣要素，將各種文學並成一種，便等於將各種顏色合成一種黑色，畫出一張sketch來。我不知道一幅彩畫同一幅單色的sketch比，那樣美觀些。西諺曰“變化是生活的香料”。真要建設一個好的世界文學，隻有各國文學充分發展其地方色彩，同時又貫以一種共同的時代精神，然後並而觀之，各種色料雖互相差異，卻又互相調和。這便正符那條藝術的金科玉臬“變異中之一律”了。
以上我所批評《女神》之處，非特《女神》為然，當今詩壇之名將莫不皆然，隻是程度各有深淺罷了。若求糾正這種毛病，我以為一樁，當恢複我們對於舊文學的信仰，因為我們不能開天辟地（事實與理論上是萬不可能的），我們隻能夠並且應當在舊的基石上建設新的房屋。二樁，我們更應了解我們東方的文化。東方的文化是絕對地美的，是韻雅的。東方的文化而且又是人類所有的最徹底的文化。哦！我們不要被叫囂獷野的西人嚇倒了！
“東方的魂喲！
雍容溫厚的東方的魂喲！
不在檀香爐上嫋嫋的輕煙裏了，
虔禱的人們還膜拜些什麼？
東方的魂喲！
通靈潔澈的東方的魂喲！
不在幽篁的疏影裏了，
虔禱的人們還供奉著些什麼？”
——梁實秋
（本篇原載於1923年6月10日《創造周報》第5號。）
泰果爾今譯泰戈爾。
批評
聽說Sir Rabindranath Tagore快到中國來了。這樣一位有名的客人來光臨我們，我們當然是歡迎不暇的了。我對客人來表示了歡迎之後，卻有幾句話要向我們自己——特別是我們文學界——講一講。
無論怎樣成功的藝術家，有他的長處，必有他的短處。泰果爾也逃不出這條公例。所以我們研究他的時候，應該知所取舍。我們要的是明察的鑒賞，不是盲目的祟拜。
哲理本不宜入詩，哲理詩之難於成為上等的文藝正因這個緣故。許多的人都在這上頭失敗了。泰果爾也曾拿起ulysses的大弓嚐試了一番，他也終於沒有彎得過來。國內最流行的《飛鳥》，作者本來就沒有把他當詩做；（這一部格言、語錄和“寸鐵詩”是他遊曆美國時寫下的。Philadelphia Public Ledger 的記者隻說“從一方麵講這些飛鳥是些微小的散文詩”，因為他們暗示日本詩的短小與輕脆。）我們姑且不必論它。便是那贏得諾貝爾獎的《偈檀迦利》和那同樣著名的《采果》，其中也有一部分是詩人理智中的一些概念，還不曾通過情感的覺識。這裏頭確乎沒有詩。誰能把這些哲言看懂了，他所得的不過是猜中了燈謎的勝利的歡樂，決非審美的愉快。這一類的千熬百煉的哲理的金丹正是詩人自己所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