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半的時候泰果爾隻能訴於我們的腦筋，他常常能指點出一個出人意料入人意中的真理來。但是他並不能激動我們的情緒，使我們感覺到生活的溢流。這也是沒有把捉住人生的結果。他若是勉強彈上了情緒之弦，他的音樂不失之於渺茫，便失之於纖弱。渺茫到了玄虛的時候，便等於沒有音樂！纖弱的流弊能流於感傷主義。我們知道做《新月》的泰果爾很能了解兒童，卻不料他自己竟變成一個兒童了，因為感傷主義正是兒童與婦女的情緒。（寫到這裏，我記起中國最善學泰果爾的是一個女作家；必是詩人的作品中女性的成分才能引起女人的共鳴。）泰果爾的詩是清淡，然而太清淡，清淡到空虛了；泰果爾的詩是秀麗，然而太秀麗，秀麗到纖弱了。MrJohn Macy批評《園丁》裏一首詩講道：（it） would be faintly impresssive if walt Whitman had never lived，我們也可以講若是李杜沒有生，韋孟也許可以作中國的第一流詩人了。
在藝術方麵泰果爾更不足引人入勝。他是個詩人，而不是個藝術家。他的詩是沒有形式的。我講這一句話恐怕又要觸犯許多人的忌諱。但是我不能相信沒有形式的東西怎能存在，我更不能明了若沒有形式藝術怎能存在！固定的形式不當存在；但是那和形式的本身有什麼關係呢？我們要打破一種固定的形式，目的是要得到許多變異的形式罷了。泰果爾的詩不但沒有形式，而且可說是沒有廓線。因為這樣，所以單調成了他的特性。我們試讀他的全部的詩集，從頭到尾，都仿佛是些不成形體，沒有色彩的amoeba式的東西。我們還要記好這是些抒情詩。別種的詩若是可以離形體而獨立，抒情詩是萬萬不能的。Walter Pater講了：“抒情詩至少從藝術上講來是最高尚最完美的詩體，因為我們不能使其形式與內容分離而不影響其內容之本身。”
泰果爾的詩之所以偉大是因為他的哲學、論他的藝術實在平庸得很。他在歐洲的聲望也是靠他詩中的哲學贏來的。至於他的知音夏芝所以賞識他，有兩種潛意識的私人的動機，也不必仔細去講它。但是我們要估定泰果爾的真價值，就不當取歐洲人的態度或夏芝的態度，也不當因為作者與自己同是東方人，又同屬於倒黴的民族而受一種感傷作用的支配；我們但當保持一種純客觀的，不關心的disinterested態度。若真能用這種透視法去觀賞泰果爾的藝術，我想我們對於這位詩人的價值定有一番新見解。於今我們的新詩已經夠空虛，夠纖弱，夠偏重理智，夠缺乏形式的了，若再加上泰果爾的影響，變本加厲，將來定有不可救藥的一天。希望我們的文學界注意。
（本篇原載於1923年12月3日《時事新報》副刊《文學》第99期。）
文藝與愛國
——紀念三月十八
鐵獅子胡同大流血之後《詩刊》就誕生了，本是碰巧的事，但是誰能說《詩刊》與流血——文藝與愛國運動之間沒有密切的關係？
“愛國精神在文學裏，”我讓德林克瓦特講，“可以說是與四季之無窮感興，與美的逝滅，與死的逼近，與對婦人的愛，是一種同等重要的題目。”
愛國精神之表現於中外文學裏已經是層出窮，數不勝數了。愛國運動能夠和文學複興互為因果，我隻舉最近的一個榜樣——愛爾蘭，便是明確的證據。
我們的愛國運動和新文學運動何嚐不是同時發軔的？他們原來是一種精神的兩種表現。在表現上兩種運動一向是分道揚鑣的。我們也可以說正因為他們沒有攜手，所以愛國運動的收效既不大，新文學運動的成績也就有限了。
愛爾蘭的前例和我們自己的事實已經告訴我們了：這兩種運動合起來便能互收效益，分開來定要兩敗俱傷。所以《詩刊》的誕生剛剛在鐵獅子胡同大流血之後，本是碰巧的；我卻希望大家要當他不是碰巧的。我希望愛自由，愛正義，愛理想的熱血要流在天安門，流在鐵獅子胡同，但是也要流在筆尖，流在紙上。
同是一種熱烈的情懷，犀利的感覺，見一片紅葉掉下地來，便要百感交集，“淚浪滔滔”，見了十三齡童的赤血在地下踩成泥漿子，反而漠然無動於中。這是不是不近人情？我並不要詩人替人道主義同一切的什麼主義捧場。因為講到主義便是成見了。理性鑄成的成見是藝術的致命傷；詩人應該能超脫這一點。詩人應該是一張留聲機的片子，鋼針一碰著他就響。他自己不能決定什麼時候響，什麼時候不響。他完全是被動的。他是不能自主，不能自救的。詩人做到了這個地步，便包羅萬有，與宇宙契合了。換句話說，這就是所謂偉大的同情心——藝術的真源。
並且同情心發達到極點，刺激來得強，反動也來得強，也許有時僅僅一點文字上的表現還不夠，那便非現身說法不可了。所以陸遊一個七十衰翁要“淚灑龍床請北征”，拜倫要戰死在疆場上了。所以拜倫最完美，最偉大的一首詩也便是這一死。所以我們覺得諸誌士們三月十八的死難不僅是愛國，而且是最偉大的詩。我們若得著死難者的熱情的一部分，便可以在文藝上大成功；若得著死難者的熱情的全部，便可以追他們的蹤跡，殺身成仁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