劇本或戲劇文學，在戲劇的家庭裏，的確是一個問題。隻就現在戲劇完成的程序看，最先產生的，當然是劇本。但是這是丟掉曆史的說話。從曆史上看來。劇本是最後補上的一樣東西，是演過了的戲的一種記錄。現在先寫劇本，然後演戲。這種戲劇的文學化，大家都認為是戲劇的進化。從一方麵講，這當然是對的，但是從另一方麵講，可又錯了。老實說，誰知道戲劇同文學拉攏了，不就是戲劇的退化呢？藝術最高的目的，是要達到“純形”（pureform）的境地，可是文學離這種境地遠著了。你可知道戲劇為什麼不能達到“純形”的涅槃世界嗎？那都是害在文學的手裏。自從文學加進了一份兒，戲劇便永遠注定了是一副俗骨凡胎，永遠不能飛升了；雖然它還有許多的助手——有屬於舞蹈的動作，屬於繪畫建築的布景，甚至還有音樂，那仍舊是沒有用的。你們的戲劇家提起筆來，一不小心，就有許多不相幹的成分粘在他筆尖上了——什麼道德問題，哲學問題，社會問題……都要粘上來了。問題粘的愈多，純形的藝術愈少。這也難怪，文學，特別是戲劇文學之容易招惹哲理和教訓一類的東西，如同腥膻的東西之招惹螞蟻一樣。你簡直沒有辦法。一出戲是要演給大眾看的；沒有觀眾看，也就沒有戲，嚴格的講來。好了，你要觀眾看，你就得拿他們喜歡看，容易看的，給他們看。假如你們的戲劇家的成功的標準，又隻是寫出戲來，演了，能夠叫觀眾看得懂，看得高興，那麼他寫起戲來，準是一些最時髦的社會問題，再配上一點作料，不拘是愛情，是命案，都可以。這樣一來。社會問題是他們本地當時的切身的問題，準看得懂；愛情，命案，永遠是有趣味的，準看得高興。這樣一出戲準能哄動一時。然後戲劇家可算成功了。但是，戲劇的本身呢？藝術呢？沒有人理會了。犯這樣毛病的，當然不隻戲劇家。譬如一個畫家，若是沒有真正的魄力來找出“純形”的時候，他便摹仿照像了，描漂亮臉子了，講故事了，談道理了，做種種有趣味的事件，總要使得這一幅畫有人了解，不管從那一方麵去了解。本來做有趣味的事件是文學家的慣技。就講思想這個東西，本來同“純形“是風馬牛不相及的，但是那一件文藝，完全脫離了思想，能夠站得穩呢？文字本是思想的符號，文學既用了文學作工具，要完全脫離思想，自然辦不到。但是文學專靠思想出風頭，可真是沒出息了。何況這樣出風頭是出不出去的呢？誰知道戲劇拉到文學的這一個弱點當作寶貝，一心隻想靠這一點東西出風頭，豈不是比文學還要沒出息嗎？其實這樣鬧總是沒有好處的。你盡管為你的思想寫戲。你寫出來的，恐們總隻有思想，沒有戲。果然，你看我們這幾年來所得的劇本裏，不是沒有問題，哲理，教訓，牢騷，但是它禁不起表演，你有什麼辦法呢？況且這樣表現思想，也不準表現得好。那可真冤了！為思想寫戲，戲當然沒有，思想也表現不出。“賠了夫人又折兵”，誰說這不是相當的懲罰呢？
不錯，在我們現在這社會裏，處處都是問題，處處都等候著易卜生，蕭伯納的筆尖來給它一種猛烈的戟刺。難怪青年的作家個個手癢，都想來嚐試—下。但是，我們可知道真正有價值的文藝，都是“生活的批評”；批評生活的方法多著了，何必限定是問題戲？莎士比亞沒有寫過問題戲，古今有誰批評生活比他更批評得透徹的？辛格批評生活的本領也不差罷？但是他何嚐寫過問題戲？隻要有一個腳色，便叫他會講幾句時髦的罵人的話，不能算是問題戲罷？總而言之，我們該反對的不是戲裏含著什麼問題；若是因為有一個問題，便可以隨便寫戲，那就把戲看得太不值錢了。我們要的是戲，不拘是那一種的戲。若是僅僅把屈原，聶政，卓文君，許多的古人拉起來，叫他們講了一大堆社會主義，德謨克拉西，或是婦女解放問題，就可以叫作戲，甚至於叫作詩劇，老實說，這種戲，我們寧可不要。
因為注重思想。便隻看得見能夠包藏思想的戲劇文學，而看不見戲劇的其餘的部分。結果，到於今，不三不四的劇本，還數得上幾個，至於表演同布景的成績，便幾等於零了。這樣做下去，戲劇能夠發達嗎？你把稻子割了下來，就可擺碗筷，預備吃飯了嗎？你知道從稻子變成飯，中間隔著了好幾次手續，可知道從劇本到戲劇的完成，中間隔著的手續，是同樣的複雜？這些手續至少都同劇本一樣的重要。我們不久就要一件件的討論。
（本篇初刊於1926年6月24日《晨報》副刊《劇刊》第2期，署名“夕夕”。）
先拉飛主義
“味摩詰之詩，詩中有畫，觀摩詰之麵，畫中有詩。”
——《東坡誌林》
首先這題目許用得著給下一點注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