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erself shall bring us，hand in hand，
To him round whom all souls kneel，
The clearranged unnumbered heads
Bowed with their aureoles：
And angels meeting us shall sing
To their citherns and citoles”
我們明曉得這不但是畫意，簡直是圖畫——是中世紀道院裏那一個老和尚（也許是Fra Angelico）用金的、寶藍的、玫瑰紅的和五光十色的油漆堆起來的一幅圖畫。“詩中有畫”我們見得多，從莎士比亞，斯賓叟以來的詩人，誰不會在文學裏創造幾幅畫境？但是羅瑟蒂這樣的，我們沒有見過。我們也知道這正是亞裏士多德說的“Shifting his ground to another kind”，但是這“移花接木”的本領是值得佩服的，並且這樣開出的花是有—種奇異的芬芳和顏色，特別能勾引人們的賞玩。
總結一句，“先拉飛派”的詩和畫，的確是有它們的特點，“先拉飛主義”，無論在詩或畫方麵，似乎是—條新路。問題隻是藝術的園地裏到底有開辟新畦畛的必要與可能沒有？勉強造成的花樣，對於藝術的根本價值，是有益還是有損？契斯脫登的評論，我們現在可以全段的征引了：
“羅瑟蒂是一個多方麵而特出的人才；他並沒有在任何方麵成功；不然，也許不會有人知道他。在那兩種藝術上，他是一半成功，一半失敗；他的成功完全是他那失敗的巧術湊成的。假使他是鄧尼生那樣一個詩人，也許會成一個能畫畫的詩人，假使他是白恩·瓊士那樣一個畫家，也許會成一個能作詩的畫家。說也奇怪，在這極端的藝術運動的門限上，我們倒發現了這個大藝術家的成功是由於不曾辨清他的藝術的性質。他的詩太像畫了。他的畫太像詩了。正因為這個緣故，他的詩和畫才能征服維多利亞時代的那冷淡的滿意，因為他那種作品總算是有東西的，雖則在藝術上是不值些什麼的東西。”
我們再談談王摩詰的“詩中有畫，畫中有詩”，做個結束。其實這話也不限於王摩詰一個人當得起。從來那一首好詩裏沒有畫，那一幅好畫裏沒有詩？恭維王摩詰的人，也那八個字裏，不過承認他符合了兩個起碼的條件。“先拉飛派”的“詩中有畫，畫中有詩”可不同，那簡直是“張冠李戴”，是末流的濫觴；猛然看去，是新奇，是變化，仔細想想，實在是藝術的自殺政策。
五月二十六日，南京。
（本篇原載於1928年6月10日《新月》第1卷第4期。）
時代的鼓手——讀田間的詩
鼓——這種韻律的樂器，是一切樂器的祖宗，也是一切樂器中之王。音樂不能離韻律而存在，它便也不能離鼓的作用而存在。鼓象征了音樂的生命。
提起鼓，我們便想到了一串形容詞：整肅，莊嚴，雄壯，剛毅和粗暴，急躁，陰鬱，深沉……鼓是男性的，原始男性的，它蘊藏著整個原始男性的神秘。它是最原始的樂器，也是最原始的生命情調的喘息。
如其鼓的聲律是音樂的生命，鼓的情緒便是生命的音樂。音樂不能離鼓的聲律而存在，生命也不能離鼓的情緒而存在。
田間（1916—1985），原名童天鑒，安徽無為縣人，著名詩人。田間的詩形式多樣，信天遊、新格律體、自由體等都有。在新詩的民族化、大眾化方麵，他作過一些探索，以平樸的描述和激昂的呼喚形成了明快質樸的風格。其詩作《假使我們不去打仗》傳遍全國。被聞一多稱為“擂鼓詩人”“時代的鼓手”。
詩與樂一向是平行發展著的。正如從敲擊樂器到管弦樂器是韻律的音樂發展到旋律的音樂，從三四言到五七言也是韻律的詩發展到旋律的詩。音樂也好，詩也好，就聲律說，這是進步。可痛惜的是，聲律進步的代價是情緒的萎頓。在詩裏，一如在音樂裏，從此以後以管弦的情緒代替了鼓的情緒，結果都是“靡靡之音”。這感覺的愈趨細致，乃是感情愈趨脆弱的表征，而脆弱的感情不也就是生命疲困，甚或衰竭的朕兆嗎？二千來年古舊的曆史，說來太冗長。單說新詩的曆史，打頭不是沒有一陣樸質而健康的鼓的聲律與情緒，接著依然是“靡靡之音”的傳統，在舶來品商標的偽裝之下，支配了不少的年月。疲困與衰竭的半音，似乎比曆史上任何時期都變本加厲了的風行著。那是宿命，是曆史發展的必然階段嗎？也許。但誰又叫新生與震奮的時代來得那樣突然！簫聲，琴聲（甚至是無弦琴）自然配合不上流血與流汗的工作。於是忙亂中，新派，舊派，人人都設法拖出一麵鼓來，你可以想象一片潮濕而發黴的聲響，在那壯烈的場麵中，顯得如何的滑稽！它給你的印象仍然是疲困與衰竭。它不是激勵，而是揶揄，侮蔑這戰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