離甲骨略後而幾乎同時的銅器上的文字，往往比甲骨文字來得繁縟而富於繪畫意味，這些我從前以為在性質上代表著我國文字較早階段，現在才知道那意見是錯的。鐫在銅器上的銘辭和刻在甲骨上的卜辭，根本是兩種性質的東西。卜辭的文字是純乎實用性質的記錄，銘辭的文字則兼有裝飾意味的審美功能。裝飾自然會趨於繁縟的結構與更濃厚的繪畫意味。沿著這個路線發展下來的一個極端的例，便是流行於戰國時的一種鳥蟲書，那幾乎完全是圖案，而不是文字了。字體中篆隸變到行楷，字體本身的圖案意味逐漸減少，可是它在藝術方麵發展的途徑不但並末斷絕，而且和繪畫拉攏得更緊，共同走到一個更高超的境界了。
以前在裝飾的階段中，字隻算是半裝飾的藝術，如今在表現的階段中，它卻成為一種純表現的藝術了。以前作為裝飾藝術的字，是以字來模仿畫，那時畫是字的理想。現在作為表現藝術的字，字卻成了畫的理想，畫反要來模仿字。從藝術方麵的發展看，字起初可說是夠不上畫，結果它卻超過了畫，而使畫夠不上它了。
字在藝術方麵，究竟是仗了什麼，而能有這樣一段驚人的發展呢？理由很簡單。字自始就不是如同繪畫那樣一種拘形相的東西，所以能不受拘牽的發展到那種超然的境界。從裝飾的立場看，字盡可以不如畫，但從表現的立場看，字的地位一上手就比畫高，所以字在前半段裝飾的競賽中吃虧的地方，正是它在後半段表現的競賽中占便宜的地方。這一點也可以證明文字的本質與繪畫不同，所同的隻是表麵的形式而已。
評論書畫者常說起“書畫同源”，實際上二者恐怕是異源同流。字與畫隻是近親而已。因為相近，所以兩方麵都喜歡互相拉攏，起初是字拉攏畫，後來是畫拉攏字。字拉攏畫，使字走上藝術的路，而發展成我們這獨特的藝術——書法。畫拉攏字，使畫脫離了畫的常軌，而產生了我們這有獨特作風的文人畫。
（本篇據手稿排印。據《江海學刊》1948年第6期淩波的《手稿收藏經過》稱，此文原係聞一多在1943年為《綜合》周刊所寫，因刊物僅出兩期即被迫停刊，未及刊出。手稿現藏於南京博物院。）
新文藝和文學遺產
地點——聯大文藝晚會（在新校舍圖書館前草地上）
時間——三十三年五月八日晚
“今天晚上在場發言的，建設新文藝的人物有八位教授，（記者按：八教授為馮至，朱自清，孫毓棠，沈從文，卞之琳，聞家駟，李廣田，楊振聲。）而我和羅先生（常培）是幹破壞的，破壞舊的東西，……月亮出來了（聞先生指著初從雲中鑽出來的滿月說），烏雲還等在旁邊，隨時就會給月亮蓋住。
我們要特別注意……要記住我們這個五四文藝晚會是這樣被人陰謀破壞的；但是我們不用害怕，破壞了，我們還要來！五四的任務沒有完成，我們還要幹！我們還要科學，要民主，要打倒孔家店和封建勢力！……文學遺產在五四以前是叫做國粹，五四時代叫做死文學，現在是借了文學遺產的幌子來複古，來反對新文藝，現在我就是要來審判它：中國在君主政治底下，‘君’是治人的，但不是‘君’自己去治，而實際治人的是手下的許多人，治人就是吃人！……中國的政治由封建而帝製，再由帝製而民治……中國的封建社會裏麵有四種家臣：第一種是絕對效忠主子的，是儒家，第二種次之，是法家，第三種更次之，是墨家，而莊子是第四種，是拒小惠而要徹底拆台的，但是因為有前三種人的支持，所以沒有效果，後來，由反抗現實而逃到象牙塔中，辛亥以後，治人吃人的觀念並沒有打倒。管家人吃人，借了君子的名字。在五四，第四種人出塔了，他們要自己管理自己，管家的無立足餘地了，但是他們仍舊可以存在的，不過不再是替君子管而是替人民管了。可惜第四種人在塔外住不慣，又回到塔裏麵去了！那麼前三種人又活躍了！但他們覺得新主子不如舊主子好，所以才有‘獻九鼎’啊！新主子一出來首先要打擊五四運動，要打擊提倡民治精神的禍因。後來他們發現民主是從外國來的，於是義和團精神又出現了，跟外國人絕交。現在談第四種人，他們拚命搬舊塔的磚瓦來造新塔，就如有人在提倡晚明小品，表麵上是新文藝，其實是舊的。新文學同時是新文化運動，新思想運動，新政治運動，新文學之所以新就是因為它是與思想，政治不分的，假使脫節了就不是新的。文學的新舊不是什麼文言白話之分，因為古文所代表的君主舊意識要不得，所以要提倡新的。第四種人中的道家則劣處較少。新文學是要和政治打通的。至於文學遺產，就是國粹，就是桐城妖孽，就是骸骨，就是山林文學山林文學，泛指封建時代以描述山林景物為主的講求駢偶格律﹑堆砌典故詞藻﹑內容晦澀的文學作品。。中國文學當然是中國生的，但不必嚷嚷遺產遺產的，那就是走回頭路，回去了！現在感到破壞的工作不能停止，講到破壞，第一當然仍舊要打倒孔家店，第二要摧毀山林文學。從五四到現在，因為小說是最合乎民主的，所以小說的成績最好，而成績最壞的還是詩。這是因為舊文學中最好的是詩，而現在作詩的人漸漸地有意無意地複古了。現在卞先生（之琳）已經不作詩了，這是他的高見，做新詩的人往往被舊詩蒙蔽了漸漸走向象牙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