詩與批評
什麼是詩呢？我們誰能大膽地說出什麼是詩呢？我們誰敢大膽地決定什麼是詩呢？不能！有多少人是曾對於詩發表過意見，但那意見不一定合理的，不一定是真理；那是一種個人的偏見，因為是偏見，所以不一定是對的。但是，我們怎樣決定詩是什麼呢？我以為，來測度詩的不是偏見，應該是批評。
對於“什麼是詩”的問題，有兩種對立的主張：
有一種人以為：“詩是不負責的宣傳。”
另一種人以為：“詩是美的語言。”
我們念了一篇詩，一定不會是白念的，隻要是好詩，我們念過之後就受了他的影響：詩人在作品中對於人生的看法影響我們，對於人生的態度影響我們，我們就是接受了他的宣傳。詩人用了文字的魔力來征服他的讀者，先用了這種文字的魅力使讀者自然地沉醉，自然地受了催眠，然後便自自然然地接受了詩人的意見，接受了他的宣傳。這個宣傳是有如何的效果呢？詩人不問這個，因為他的宣傳是不負責的宣傳。詩人在作品裏所表示的意見是可靠的嗎？這是不一定的，詩人有他自己的偏見，偏見是不一定對的。好些人把詩人比做瘋子，瘋子的意見怎麼能是真理呢？實在，好些詩人寫下了他們的詩篇，他並不想到有什麼效果，他並不為了效果而寫詩，他並不為了宣傳而寫詩，他是為寫詩而寫詩的；因之，他的詩就是一種不負責的東西了，不負責的東西是好的嗎？這是一個很重要的問題，所以，第一種主張就側重在這種宣傳的效果方麵，我想，這是一種對於詩的價值論者。
好些人念一篇詩時是不理會它的價值的，他隻吟味於詞句的安排，驚喜於韻律的美妙：完全折服於文字與技巧中。這種人往往以為他的態度僅止於欣賞，僅止於享受而已，他是為念詩而念詩。其實這是不可能的事，在文字與技巧的魅力上，你並不隻享受於那份藝術的功力，你會被征服於不知不覺中，你會不知不覺的為詩人所影響，所迷惑。對於這種不顧價值，而隻求感受舒適的人，我想他們是對於詩的效率論者。
這兩種態度都不是對的。因為單獨的價值論或是效率論都不是真理。我以為，從批評詩的正確的態度上說，是應該二者兼顧的。
伯拉圖在他的《理想國》中趕走了詩人，因為他不滿意詩人。他是一個極端的價值論者，他不滿意於詩人的不負責的宣傳。一篇詩作是以如何殘忍的方式去征服一個讀者。詩篇先以美的顏麵去迷惑了一個讀者，叫他沉迷於字麵，音韻，旋律，叫他為了這些而奉獻了自己，然而又以詩人的偏見生生烙印在讀者的靈魂與感情上。然而這是一個如何殘酷的烙印。——不負責的宣傳已是詩的頂大的罪名了，我們很難有法子讓詩人對於他的宣傳負責，（詩人是否能負責又是一個問題）。這樣一來，為了防範這種不負責的宣傳，我們是不是可以不要詩了呢？不行，我們覺得詩是非要不可，詩非存在不可的。
既然這樣，所以我們要求詩是“負責的宣傳”。我們要求詩人對他的作品負責，但這也許是不容易的事，因之，我們想得用一點外力，我們以社會使詩人負責。
負責的問題成為最重要的了，我們為了詩的光榮存在而辯護，所以不能不要求詩的宣傳作用是負責的，是有利益於社會的。我們想，若是要知道這宣傳是否負責而用新聞檢查的方式，實在是可笑的，我們不能用檢查去了解，我們要用批評去了解；目前的詩著是可用檢查的方法限製的，但這限製至少對於古人是無用的；而且事實上有誰會想出這種類似焚書坑儒的事來折磨我們的詩人呢？我想應該不會。在蘇聯和也許別的些個什麼國家用一種方法叫詩人負責，方法很簡單，就是，拉著詩人的鼻子走，如同牽牛一樣，政府派詩人做負責的詩，一個紀念，叫詩人作詩，一個建築落成，叫詩人作詩，這樣，好些“詩”是給寫出來的，但結果，在這種方式下產生出來的作品，隻是宣傳品而不詩了，既不是詩，宣傳的力量也就小了或甚至沒有了，最後，這些東西既不是詩又不是宣傳品，則什麼都不是了，我們知道馬也可夫斯基今譯馬雅可夫斯基。馬雅可夫斯基（1893—1930），著名的俄國詩人。寫過詩，也寫過宣傳品，後來他自殺了，誰知道他為什麼自殺呢？所以我想，拉著詩人的鼻子走的方式並不是好的方式。
政府可以指導思想的。但叫詩人負責，這是政府做得到的；上邊我說，我們需要一點外力，這外力不是發自政府，而是發自社會。我覺得去測度詩的是否為負責的宣傳的任務不是檢查所的先生們完成得了的，這個任務，應該交給批評家。
每個詩人都有他獨特的風格，作風，意見與態度，這些東西會表現在作品裏。一個讀者要隻單選上一位詩人的東西讀。也許不是有益而且有害的，因為，我們無法擔保這個詩人是完全對的，我們一定要受他影響，若他的東西有了毒，是則我們就中毒了。雞蛋是一種良好的食品，既滋補而又可口，但據說多吃了是有毒的，所以我們不能天天隻吃雞蛋，我們要吃些別的東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