讀詩也一樣，我覺得無妨多讀，從龐亂中，可以提取養料來補自己，我們可以讀李白、杜甫、陶潛、李商隱、莎士比亞、但丁、雪萊，甚至其他的一切詩人的東西，好些作品混在一起，有毒的部分抵消了，留下滋養的成分；不負責的部分沒有了，留下負責的成分。因為，我們知道凡是能夠永遠流傳下去的東西差不多可以說是好的，時間和讀者會無情地淘汰壞的作品。我以為我們可以有一個可靠的選本，讓批評家精密地為各種不同的人選出適於他們的選本，這位批評家是應該懂得人生，懂得詩，懂得什麼是效率，懂得什麼是價值的這樣一個人。
我以為詩是應該自由發展的。什麼形式什麼內容的詩我們都要。我們設想我們的選本是一個治病的藥方，那麼，裏邊可以有李白，有杜甫，有陶淵明，有蘇東坡，有歌德，有濟慈，有莎士比亞；我們可以假想李白是一味大黃吧，陶淵明是一味甘草吧，他們都有用，我們隻要適當的配合起來，這個藥方是可以治病的。所以，我們與其去管詩人，叫他負責，我們不如好好地找到一個批評家，批評家不單可以給我們以好詩，而且可以給社會以好詩。
曆史是循環的，所以我現在想提到曆史來幫助我們了解我們的時代，了解時代賦與詩的意義，了解我們批評詩的態度。封建的時代我們看得出隻有社會，沒有個人，《詩經》給他們一個證明。《詩經》的時代過去了，個人從社會裏邊站出來，於是我們發覺《古詩十九首》實在比《詩經》可愛，《楚辭》實在比《詩經》可愛。因為我們自己現在是個人主義社會裏的一員，我們所以喜愛那種個人的表現。我們因之覺得《古詩十九首》比《詩經》對我們親切。《詩經》的時代過去之後，個人主義社會的趨勢已經非常明顯了。
而且實實在在就果然進到了個人主義社會，這時候隻有個人，沒有社會。個人是耽沉於自己的享樂，忘記社會，個人是覓求“效率”以增加自己愉悅的感受，忘記自己以外的人群。陶淵明時代有多少人過極端苦難的日子，但他不管，他為他自己寫下他閑逸的詩篇。謝靈運一樣忘記社會，為自己的愉悅而玩弄文字，——當我們想到那時別人的苦難，想著那幅流民圖，我們實實在在覺得陶淵明與謝靈運之流是多麼無心肝，多麼該死，——這是個人主義發展到極端了，到了極端，即是宣布了個人主義的崩潰，滅亡。杜甫出來了，他的筆觸到廣大的社會與人群，他為了這個社會與人群而同其歡樂，同其悲苦，他為社會與人群而振呼。杜甫之後有了白居易，白居易不單是把筆濡染著社會，而且他為當前的事物提出他的主張與見解。詩人從個人的圈子走出來，從小我而走向大我，《詩經》時代隻有社會，沒有個人，再進而隻有個人沒有社會，進到這時候，已經是成為了個人社會（lndividual society）了。
到這裏，我應提出我是重視詩的社會的價值了。我以為不久的將來，我們的社會一定會發展成為Society of lndividual，lndividual for Society（社會屬於個人，個人為了社會）的。詩是與時代同其呼息的，所以，我們時代不單要用效率論來批評詩，而更重要的是以價值論詩了，因為加在我們身上的將是一個新時代。
詩是要對社會負責了，所以我們需要批評。《詩經》時代何以沒有批評呢？因為，那些作品都是負責的，那些作品沒有“效率”，但有“價值”，而且全是“教育的價值”，所以不用批評了。（自然，一篇實在沒有價值的東西也可以“說”得出價值來的，對這事我們可以不必論及了。）個人主義時代也不要批評，因為詩就隻是給自己享受享受而已，反正大家標準一樣，批評是多餘的；那時候不論價值，因為效率就是價值。（詩話一類的書就隻在談效率，全不能算是批評）。但今天，我們需要批評，而且需要正確而健康的批評。
春秋時代是一個相當美好的時代，那時候政治上保持一種均勢。孔子刪詩，孔子對於詩作過最好的，最合理的批評。在《左傳》上關於詩的批評我認為是對的：孔子注重詩的社會價值。自然，正確的批評是應該兼顧到效率與價值的。
從目前的情形看，一般都隻講求效率了，而忽視了價值，所以我要大聲疾呼請大家留心價值。有人以為著重價值就會忽略了效率，就會抹煞了效率，我以為不會，這種擔心是多餘的。我們不要以為效率會被抹煞，隻要看看普遍的情形，我們不是還叫讀詩叫欣賞詩嗎？我們不是還很重視於字句聲律這些東西嗎？社會價值是重要的，我們要詩成為“負責的宣傳”，就非得著重價值不可，因為價值實在是被“忽視”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