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自由人階段：
自封建時代奴隸的解放，就有了自由人，自由人的實際地位是自己選擇自己的道路，願不願作奴隸？儒家願作奴隸，道家不願作奴隸。所以：
（一）楚狂避世，怕惹禍。
（二）楊朱不合作，為我，先顧自己，不管他人是非。你是你，我是我，我不惹你，你莫管我，但承認人家的勢力。
（三）程明道，程伊川一個對妓女坐，一個背妓女坐，人家批評他倆一個是目中有妓，心中無妓，一個是目中無妓，心中有妓。這種是忘了你我，逃避在觀念社會裏，我不見妓女，就沒有妓女。
（四）莊周夢為蝴蝶，但莊周並不能為蝴蝶。
前三種是逃避他人，莊周卻逃避自己。
（五）東方朔避世朝廷；小隱山林，大隱朝廷，隻要我心裏沒有官，作了官也等於不作官。
（六）唐司馬承禎居長安終南山，為作官的終南捷徑，後來就作官。
（七）先作官而後歸隱。
（八）可憐主人而去幫忙。
以下道家儒家不能分。這些人象征思想的解放，春秋後此種思想即已產生，東漢魏晉以至今日，都是這一種傳統沒有變。到了近一百年，除了作自己人的奴隸外，還要作外國人的奴隸。
自由人是被解放了的奴隸，但我們今天還一直跟著這後塵。
上麵列舉的前四種人的態度是誠懇的，自己求解放，後麵幾種人都是自己騙自己。由魏晉到盛唐，勉強可以，以後就不行了。唐以後的詩不足觀，是人根本要不得。前麵的解放隻是主觀的解放，自己在麻醉自己。自己麻醉不外飲酒，看花，看月，聽鳥說甚，對人的社會裝聾，表現在藝術作品中的麻醉性，那就更高。魏晉藝術的發展是將藝術作麻醉的工具，阮籍怕腦袋掉是超然，陶潛也是逃避自己而結廬在人境，是積極的為自己。阮是消極的為人，阮對著的是壓迫他的敵人，是有反抗性的；陶沒有反抗性，他對麵沒有敵人，故阮比陶高。阮是無言的反抗，陶是無言而不反抗，能在那裏聽鳥說甚，他更可以要幹什麼便於什麼。
西洋藝術為宗教，解放後的自由人則為藝術而藝術，到貴族打倒後，沒有反抗性而變為消極的東西。
總結以上有怠工的奴隸，有開小差的奴隸，有以罷工抬高價錢的奴隸。各種奴隸都有，但沒有想作主人的。這些人雖間不容發，但是都沒有想到當主人。倒是農民想要當主人反而當成了，如劉邦、朱元璋是；張獻忠、李自成、洪秀全等是沒有當成功的。士大夫隻想做官，隻想到最高的理想最大膽的手腕是作一人之下萬人之上的宰相。這種人不需要革命，無革命的觀念和欲望，故士大夫從來不需要革命。農民從來不得到主人給他的麵包渣，骨頭，故他可以反抗，可以成功。
往後要作主人，要作無奴隸的主人。
三、主人階段：
自由人不是主人，但像主人，似是而非。士大夫作自由人就夠了，無需為主人，等自由人的自由被剝奪了，成了有形的奴隸，他就可以回頭來幫助別人革命。最不能安身的是奴隸農民，因為他無處藏身，他就要起來積極地革命。
法西斯要將人都變成奴隸，每個人都有當奴隸的危機，大家要反抗，抗了法西斯，不僅要作自由人，而是要真正作主人。
所以我對於戰後文藝的道路有三種看法：
（一）恢複戰前。
（二）實現戰前未達到的理想。
（三）提高我們的欲望。
前兩種都較消極，第三種卻是積極的提高，因為打了仗後，人民理想的身價應與今日的通貨膨脹一樣的增高。今日有人要內戰，我們當然要更高的代價，這是曆史發展的必然性。戰後之文藝的道路是要作主人的文藝。
有了戰爭就產生了我們新的覺悟，我們認清自己身分的本質，我們由作奴隸的身分而往上爬，隻看見上麵的目的地而隻顧往上爬，不知往下看。雖然看見目的地快到，但這是我們的幻覺，這是有隨時被人打下來的危險。我們不能單往上看，而是要切實的往下看，要將在上麵的推翻了，大家才能在地上站得穩。由這個觀點上看：如果我們僅隻是追求我們更多的個人自由，讓我們藏的更深，那就離人民愈遠。今天我們不這樣逃，更要防止別人逃，誰不肯回頭來，就消滅他！
我們大學的學院式的看法太近視，我們在當過更好一點的奴隸以後，對過去已經看得太多，從來不去想別的，過去我們騎在人家頸上，不懂希望及展望將來的前途，書愈讀的多，就像耗子一樣隻是躲，不敢想，沒有靈魂，為這個社會所限製住，為知識所誤，從來不想到將來。
將來這條道路，不但自己要走，還要將別人拉回來走，這是曆史發展的法則。如果還有要逃的，消滅他，服從曆史。
（本篇原載於《文彙叢刊》第四輯《人民至上主義的文藝》，1947年9月。）
論形體
——介紹唐仲明先生的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