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文已經說過，建立封建製度的基礎是家族製度。但封建製度的崩潰，也正由於它這基礎。一個最強固的家族，是在它發展得不大不小的時候。太小固然不足以成為一個力量，太大則內部散漫，本身力量互相抵消，因此也不能成為一個堅強統一的有機體。封建的重心始終在中層的大夫階級，理由便在此。重心在大夫，所以侯國與王朝必趨於削弱，以至製度本身完全解體。
一方麵封建製度下所謂國，既隻是一群家的組合體，其重心在家而不在國，一方麵國與國間的地理環境，既無十分難以打通的天然牆壁，而人文方麵，尤其是文字的統一，處處都是妨礙任何一國發展其個別性的條件，因此在列國之間，類似民族主義的觀念便無從產生。春秋時誠然喊過一度“尊王攘夷”的口號，但是那“夷”畢竟太容易“攘”了（有的還不待攘而自被同化），所以也沒有逼出我們的民族主義來。我們一直在為一種以家族主義為基礎的天下主義努力，那便是所謂“天下一家”的理想。到了秦漢，這理想果然實現了。就以家族主義為基礎的精神看來，郡縣隻是抽掉了侯國的封建——一種階層更簡單，組織更統一，基礎更穩固的封建製度，換言之，就是一種更徹底，更合理的家族主義的社會組織。漢人看清了這一點，索性就以治家之道治天下，而提倡孝，尊崇儒術。這辦法一直維持了二千餘年，沒有變過，可見它對於維持內部秩序相當有效。可惜的是一個國家的問題不僅從內部發生，因而家族主義的作用也就有時而窮了。
自漢朝以孝行為選舉人才的標準，漸漸造成漢末魏晉以來的門閥之風，於是家族主義更為發達。突然來臨的五胡亂華的局麵，不但沒有刺激我們的民族主義，反而加深了我們的家族主義。因為當時的人是用家族主義來消極的抵抗外患。所以門閥之風到了六朝反而更盛，如果當時侵入的異族講了民族主義，一意要胡化中國，我們的家族主義未嚐不可變質為民族主義。無奈那些胡人隻是學華語，改漢姓，一味向慕漢化，人家既不講民族主義，我們的民族主義自然也講不起來。一方麵我們自己想借家族主義以抵抗異族，一方麵異族也用釜底抽薪的手段，附和我們的家族主義，以圖應付我們，於是家族主義便愈加發達，而民族意識便也愈加消沉。再加上當時內侵的異族本身，在種族方麵萬分複雜，更使民族主義無從講起。結果到了天寶之亂，幾乎整個朝廷的文武百官，都為了保全身家性命，投降附逆了。一位“麻鞋見天子，衣袖露兩肘”的詩人便算作了不得的忠臣，那時代的忠的觀念之缺乏，真叫人齒冷！這大概是曆史上民族意識最消沉的一個時期了。
然而唐初已開始設法破壞門閥，而輕明經，重進士的選舉製度也在暗中打擊擁護家族主義的儒家思想，這些措施雖未能立刻發生影響而消滅門閥觀念，但至少中唐以下，十分不盡人情的孝行是不多見了。（韓愈辯諱便是孝的觀念在改變中之一例。）這是曆史上一個重要的轉換點。因為老實說，忠與孝根本是衝突的，若非唐朝先把孝的觀念修正了，臨到宋朝，無論遇到多大的外患，還是不會表現那麼多忠的情緒的。孝讓一步，忠才能進一步，忠孝不能兩全，家族主義與民族主義不能並立，不管你願意與否，這是鐵的事實。
曆史進行了三分之二的年代，到了宋朝，民族主義這才開始發芽，遲是太遲，但仍然是值得慶幸的。此後的發展，雖不是直線的，大體說來，還是在進步著。從宋以下，直到清末科舉被廢，曆代皆以經義取士，這證明了以孝為中心思想的家族主義，依然在維持著它的曆史的重要性。但蒙古滿清以及最近異族的侵略，卻不斷的給予了我們民族主義發展的機會，而且每一次民族革命的爆發，都比前一次更為猛烈，意識也更為鮮明。由明太祖而太平天國，而辛亥革命，以至目前的抗戰，我們確乎踏上了民族主義的路。但這條路似乎是扇形的，開端時路麵很窄，因此和家族主義的路兩不相妨，現在路麵愈來愈寬，有侵占家族主義的路麵之勢，以至將來必有那麼一天，逼得家族主義非大大讓步不可。家庭是永遠不能廢的，但家族主義不能存在。家族主義不存在，則孝的觀念也要大大改變，因此儒家思想的價值也要大大減低了。家族主義本身的好壞，我們不談，它妨礙民族主義的發展是事實，而我們現在除了民族主義沒有第二條路可走（因為這是到大同主義必經之路），所以我們非請它退讓不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