話說回來，土匪究竟是中國文化的病，正如偷兒騙子也是中國文化的病。我們甚至應當感謝韋爾斯先生在下診斷時，沒有忘記土匪以外的那兩種病源─—儒家和道家。韋爾斯先生用《春秋》的筆法，將儒道和土匪並稱，這是他的許多偉大貢獻中的又一個貢獻。
（本篇原載於1944年7月20日昆明《中央日報》第二版“周中專論”欄。）
“五四”運動的曆史法則
大家都知道，近百年來，中國社會是處於一種半封建半殖民地性的狀態中。封建的主人地主官僚與殖民國的主人帝國主義，這兩個勢力之能夠同時並存在於我們這裏，已經說明了它們之間的一種奇異的關係，一種相反而又相成，相克而又相生的矛盾關係。在剝削人民的共同目的上，它們利害相同，所以能夠互相結合，互相維護。同時分贓不勻又使它們利害衝突而不能不互相齟齬。然而它們卻不能決裂。因為，他們知道，假如帝國主義獨占了中國，任憑它的武器如何鋒利，民族的仇恨會梗塞著它的喉頭，使它不能下咽，假如封建勢力壟斷了中國，那又隻有加深它自己的崩潰，以致在人民革命勢力之前，加速它自己的滅亡。總之，被壓迫被榨取的，究竟是“人”，而人是有反抗性的，反抗而團結起來，便是力量，不是民族的力量，便是民主的力量，這些對於帝國主義或封建勢力，都是很討厭的東西。於是他們想好分工合作，讓地主官僚出麵執行榨取的任務，以緩和民族仇恨。（這是帝國主義借刀殺人！）讓帝國主義一手把著槍炮，一手提著錢袋，站在背後保鏢，以軟化民主勢力。（這是地主官僚狗仗人勢！）它們是聰明的，因為，雖然它們的欲都有著壟斷性與排他性，它們卻都願意極力克製這些，彼此互相包容，互相照顧，互相妥協，而相安於一種近乎均勢的狀態中。果然，愈是這樣，它們的壽命愈長，那就是說，惟其是半封建，半殖民地，中國人民的解放才愈難實現。
可是，帝國主義和封建勢力的壽命偏是不能長，而中國人民畢竟非解放不可！基於資本主義國家間內在的矛盾，帝國主義對中國的威力大大的受了製約，矛盾尖銳化到某種程度，使它們自相火拚起來，帝本主義就得暫時退出中國。帝本主義退出了中國，人民的對手便由兩個變成一人，這便好辦了！
隻要能讓人民和封建勢力以一比一的力量來鬥，最後勝利定屬於人民。我說最後勝利，因為一上來，封建勢力憑了它那優勢的據點和優勢的武器，確乎來勢洶洶，幾乎有全盤勝利的把握。但它究竟是過了時的乏貨，內部的腐化將逼得它最後必需將據點放棄，武器交出，而歸於失敗。五四運動及前前後後，便是這個曆史事實的具體說明。
一九一四年以前，活動於中國這個政治經濟戰場上的，是一種三角鬥爭，包括（一）各個字號的帝國主義，（二）以袁世凱為中心的封建殘餘勢力，以及（三）代表人民力量的市民層民主革命的兩股潛伏勢力：（甲）國民黨政治集團，（乙）北京大學文化集團。那時三個力量中，帝國主義勢焰最大，封建勢力僅次於帝國主義，政治上代表人民願望的國民黨，幾乎是在苟延殘喘的狀態中保持著一線生機，至於作為的後來文化革命據點的北京大學，在政治意義上，更是無足輕重。但等一九一四年，歐洲諸帝國主義國家內在的矛盾，尖銳化到不能不爆發為第一次世界大戰，中國的情形便大變了。歐洲列強，不論是協約國或同盟國，為著忙於上前線進攻，或在後方防守，忽然都退出了中國。歐洲帝國主義退出了，中國社會的本質，便立時由半封建半殖民地，變為約當於百分之九十的封建，百分之十的殖民地（這百分之十的主人，不用說，就是日本）。於是袁世凱和他的集團忽然交了紅運，可是袁世凱的紅運實在短得可憐，而他的餘孽，北洋軍閥的紅運也不太長。真正走紅運的倒是人民，你不記得僅僅距袁氏稱帝後四年，督軍團解散國會和張勳複辟後二年，向封建勢力突擊的文化大進軍，五四運動便出現了嗎？從此中國土地上便不斷的湧著波瀾日益壯闊的民主怒潮，終於使國民革命軍北伐成功，北洋軍閥徹底崩潰。這時人民力量不但鏟除了軍閥，還給剛從歐洲抽身回來的帝國主義吃了不少眼前虧。請注意：帝國主義突然退出，封建勢力馬上抬頭，跟著人民的力量就將它一把抓住，經過一番苦鬥，終於將它打倒——這一曆史公式，特別在今天，是值得我們深深玩味的！
誰說曆史不會重演？雖然在細節上，今天的“五四”不同於二十六年前的“五四”，可是在主要成分上，兩個時代幾乎完全是一樣的。第二次世界大戰爆發，歐洲帝國主義退出，於是中國半殖民地的色彩取消了，半封建便一變而為全封建，（請在複古空氣和某種隆重禮物的進獻中注意籌安會的鬼，還有這群鬼群後的袁世凱的鬼！）現在封建勢力正在囂張的時候，可是，人民也並沒有閑著，代表人民願望，發揮人民精神，喚醒人民力量的政治、文化種種集團也都不缺少，滿天烏雲，高聳的樹梢上已在沙沙發響了，近了，更近了，暴風雨已經來到，一場苦鬥是不能避免的。至於最後的勝利，放心吧！有曆史給你做保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