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六年前，我們的國家還不大明白主權之所屬，所以還不惜拿一大堆關係自己命脈的主權去為一個人換一項過時的，褪色而戴起了並不舒服的皇冕，結果那人皇冕沒有戴上，國家的主權已經失了，若不是人民起來一把攔住，還差點在賣身契上親自打下手印，當然人民之所以這樣做，當然以為主權還有著自己很大的分兒，所以實際上，那回是人民幫了國家一個大忙。雖則國家和人民都不知道。
經過二十六年的學習與鍛煉，國家聰明了，它知道主權之可貴，所以對既失的主權，想盡方法向帝國主義索回，一方麵對於未失去的主權，盡量從人民手裏集中到自己手裏來，有時它還會使點權術，犧牲點尚未集中的主權給鄰居，這是因為除非是集中了主權不能算是它自己的主權，它當然也知道向人民不斷的保證：凡是主權都是人民的，叫人民獻出一切，縮緊腰帶，拚了老命，捍衛了國家，自己卻一無所得，連原有難足維持的生活的那點，都要丟光，這樣，目前的國家和人民便對立起來了。
然而二十六年的光陰對人民也不能說是完全白費。至少，人民學了不少的乖，“上一回當，學一回乖”，人民永遠是上當的，所以人民永遠是進步的。
進一步的認識便是進一步的力量，所以今天我們期待著的“五四”是一個比二十六年前更堅強更結實的“五四”，我們要爭取民主的國家，因為這是一個人民的世紀呀！
（本篇是聞一多為紀念三十四年“五四”寫的，原載於1945年5月昆明《大路周刊》創刊號。）
八年的回憶與感想
說到聯大的曆史和演變，我們應追溯到長沙臨時大學的一段生活。最初，師生們陸續由北平跑出，到長沙聚齊，住在聖經學校裏，大家的情緒隻是興奮而已。記得教授們每天晚上吃完飯，大家聚在一間房子裏，一邊吃著茶，抽著煙，一邊看著報紙，研究著地圖，談論著戰事和各種問題。有時一個同事新從北方來到，大家更是興奮的聽他的逃難的故事和沿途的消息。大體上說，那時教授們和一般人一樣隻有著戰爭剛爆發時的緊張和憤慨，沒有人想到戰爭是否可以勝利。既然我們被迫得不能不打，隻好打了再說。人們隻對於保衛某據點的時間的久暫，意見有些出入，然而即使是最悲觀的也沒有考慮到戰事如何結局的問題。那時我們甚至今天還不大知道明天要做什麼事。因為學校雖然天天在籌備開學，我們自己多數人心裏卻懷著另外一個幻想。我們腦子裏裝滿了歐美現代國家的觀念，以為這樣的戰爭，一發生，全國都應該動員起來，自然我們自己也不是例外。於是我們有的等著政府的指示：或上前方參加工作，或在後方從事戰時的生產，至少也可以在士兵或民眾教育上盡點力，事實證明這個幻想終於隻是幻想，於是我們的心理便漸漸回到自己崗位上的工作，我們依然得準備教書，教我們過去所教的書。
因為長沙聖經學校校舍的限製，我們文學院是指定在南嶽上課的。在這裏我們住的房子也是屬於聖經學校的。這些房子是在山腰上，前麵在我們腳下是南嶽鎮，後麵往山裏走，便是那探索不完的名勝了。
在南嶽的生活，現在想起來，真有“恍如隔世”之感。那時物價還沒有開始跳漲，隻是在微微的波動著罷了。記得大前門紙煙漲到兩毛錢一包的時候，大家曾考慮到戒煙的辦法。南嶽是個偏僻地方，報紙要兩三天以後才能看到，世界注意不到我們，我們也就漸漸不大注意世界了，於是在有規則性的上課與逛山的日程中，大家的生活又慢慢安定下來。半輩子的生活方式，究竟不容易改掉，暫時的擾動，隻能使它表麵上起點變化，機會一來，它還是要恢複常態的。
講到同學們，我的印象是常有變動，仿佛隨時走掉的並不比新來的少，走掉的自然多半是到前線參加實際戰爭去的。但留下的對於功課多數還是很專心的。
抗戰對中國社會的影響，那時還不甚顯著，人們對蔣委員長的崇拜與信任，幾乎是沒有限度的。在沒有讀到史諾的《西行漫記》一類的書的時候，大家並不知道抗戰是怎樣起來的，隻覺得那真是由於一個英勇剛毅的領導，對於這樣一個人，你除了欽佩，還有什麼話可說呢！有一次，我和一位先生談到國共問題，大家都以為西安事變雖然業已過去，抗戰卻並不能把國共雙方根本的矛盾徹底解決，隻是把它暫時壓下去罷了，這個矛盾將來是可能又現出來的。然則應該如何永久徹底解決這矛盾呢？這位先生認為英明神聖的領袖，代表著中國人民的最高智慧，時機來了，他一定會向左靠攏一點，整個國家民族也就會跟著他這樣做，那時左右的問題自然就不存在了。現在想想，中國的“真命天子”的觀念真是根深蒂固！可惜我當時沒有反問這位先生一句：“如果領袖不向平安的方向靠，而是向黑暗的深淵裏衝，整個國家民族是否也就跟著他那樣做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