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這在當時究竟是遼遠的事情，當時大家爭執得頗為熱烈的倒是應否實施戰時教育的問題。同學中一部分覺得應該有一種有別於平時的戰時教育，包括打靶，下鄉宣傳之類。教授大都與政府的看法相同：認為我們應該努力研究，以待將來建國之用，何況學生受了訓，不見得比大兵打得更好，因為那時的中國軍隊確乎打得不壞。結果是兩派人各行其是，願意參加戰爭的上了前線，不願意的依然留在學校裏讀書。這一來，學校裏的教育便變得單純的為教育而教育，也就是完全與抗戰脫節的教育。在這裏，我們應該注意：並不是全體學生都主張戰時教育而全體教授都主張平時教育，前麵說過，教授們也曾經等待過征調，隻因征調沒有消息，他們才回頭來安心教書的。有些人還到南京或武漢去向政府投效過，結果自然都敗興而返。至於在學校裏，他們最多的人並不積極反對參加點配合抗戰的課程，但一則教育部沒有明確的指示，二則學校教育一向與現實生活脫節，要他們炮聲一響馬上就把教育和現實配合起來，又叫他們如何下手呢？
武漢情勢日漸危急，長沙的轟炸日益加劇，學校決定西遷了。一部分男同學組織了步行團，打算從湖南經貴州走到雲南。那一次參加步行團的教授除我之外，還有黃子堅，袁複禮，李繼侗，曾昭掄等先生。我們沿途並沒有遇到土匪，如外麵所傳說的。隻有一次，走到一個離土匪很近的地方，一夜大家緊張戒備，然而也是一場虛驚而已。
那時候，舉國上下都在抗日的緊張情緒中，窮鄉僻壤的老百姓也都知道要打日本，所以沿途並沒有作什麼宣傳的必要。同人民接近倒是常有的事，但多數人所注意的還是苗區的風俗習慣，服裝、語言和名勝古跡，等等。
在旅途中同學們的情緒很好，仿佛大家都覺得上麵有一個英明的領袖，下麵有五百萬勇敢用命的兵士抗戰，反正是沒有問題的。我們隻希望到昆明後，有一個能給大家安心讀書的環境，大家似乎都不大談，甚至也不大想政治問題。有時跟輔導團團長為了食宿鬧點別扭，也都是很小的事，一般說來，都是很高興的。
到昆明後，文法學院到蒙自呆了半年，蒙自又是一個世外桃源。到蒙自後，抗戰的成績漸漸露出馬腳，有些被抗戰打了強心針的人，現在，興奮的情緒不能不因為冷酷的事實而漸漸低了。
在蒙自，吃飯對於我是一件大苦事，第一我吃菜吃得鹹，而雲南的菜淡得可怕，叫廚工每餐飯準備一點鹽，他每每又忘記，我也懶得多麻煩，於是天天隻有忍痛吃淡菜。第二，同桌是一群著名的敗北主義者，每到吃飯時必大發其敗北主義的理論，指著報紙得意洋洋說：“我說了要敗，你看罷！現在怎麼樣？”他們人多勢眾，和他們辯論是無用的。這樣，每次吃飯對於我簡直是活受罪。
雲南的生活當然不如北平舒服。有些人的家還在北平，上海或是香港，他們離家太久，每到暑假當然想回去看看，有的人便在這時一去不返了。
等到新校舍築成，我們搬回昆明。這中間聯大有一段很重要的曆史，就是在皖南事變1940年10月19日，何應欽、白崇禧以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的名義，強令黃河以南的新四軍、八路軍在一個月內全部撤到江北；中國共產黨從維護抗戰大局出發，答應將皖南的新四軍調離；1941年1月4日，新四軍軍部及所屬的支隊9000多人由雲嶺出發北移；6日，行至皖南涇縣茂林時，遭到國民黨軍8萬多人的伏擊；新四軍奮戰七晝夜，彈盡糧絕，除約2000人突圍外，大部分被俘或犧牲；葉挺與國民黨軍隊談判時被扣押，項英、周子昆被叛徒殺害。時期，同學們在思想上分成了兩個堡壘。那年我正休假，在晉寧縣住了一年，所以校內的情形不大清楚，隻聽說有一部分同學離開了學校，但是後來又陸續回來了。
教授的生活在那時因為物價還沒有顯著的變化，並沒有大變動。交通也比較方便，有的教授還常常回北平去看看家裏的人。如劉崇先生就回去過幾次。
一般說來，先生和同學那時都注重學術的研究和學習，並不像現在整天談政治，談時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