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之命運》一書的出版，在我一個人是一個很重要的關鍵。我簡直被那裏麵的義和團精神嚇一跳，我們的英明領袖原來是這樣想法的嗎？“五四”給我的影響太深，《中國之命運》公開的向“五四”宣戰，我是無論如何受不了的。
大學的課程，甚至教材都要規定，這是陳立夫做了教育部長後才有的現象。這些花樣引起了教授中普遍的反感。有一次教育部要重新“審定”教授們的“資格”，教授會中討論到這問題，許多先生，發言非常憤慨，但，這並不意味著反對國民黨的情緒。
聯大風氣開始改變，應該從三十三年算起，那一年政府改三月二十九日為青年節，引起了教授和同學們一致的憤慨。抗戰期中的青年是大大的進步了，這在“一二·一”運動中，表現得尤其清楚。那幾年同學中跑仰光賺錢的固然有，但那究竟是少數，並且這責任歸根究底，還應該由政府來負。
這兩年來，同學們對學術研究比較冷淡，確是事實，但人們因此而悲觀，卻是過慮。政治問題誠然是暫時的事，而學術研究是一個長期的工作。有些人主張不應該為了暫時的工作而荒廢了永久的事業，初聽這說法很有道理，但是暫時的難關通不過，怎能達到那永久的階段呢？而且政治上了軌道，局勢一安定下來，大家自然會回到學術裏來的。
這年頭愈是年青的，愈能識大體，博學多能的中年人反而隻會挑剔小節，正常青年們昂起頭來做人的時候，中年人卻在黑暗的淫威麵前屈膝了。究竟是誰應該向誰學習？想到這裏，我覺得在今天所有的不合理的現象之中，教育，尤其大學教育，是最不合理的。抗戰以來八九年教書生活的經驗，使我整個的否定了我們的教育，我不知道我還能繼續支持這樣的生活多久，如果我真是有廉恥的話！
（本篇原載於西南聯大學生出版社1946年7月出版的《聯大八年》。）
婦女解放問題
認清楚對象
爭取婦女解放的對象該是整個社會而不是男性。一切問題都是這不合理的社會所產生，都該去找社會去算賬。但社會是看不見的，在這裏隻能用個人的想象來把它看成一個集體的東西——房屋。我們在這房屋中間生活了幾千年，每人都被安放在一個角落上，有的被放得好，放得正，生活過得舒服，有的被放得不正，生活不舒服，就想法改良反抗，於是推推擠擠拿旁人來出氣，其實，旁人也沒有辦法，也不能負責的，這是整個社會結構的問題，就像一座房屋，蓋得既不好，年代又久了，住得不舒服，修修補補是沒有用處的，就隻有小心地把房屋拆下，再重新按照新的設計圖樣來建築。對於社會而言，這種根本的辦法，就是“革命”。革命並非毀滅，隻是小心地把原料拆下來，重新計劃改造。所以計劃得很好的革命，並不是太大的事情。
奴隸製度產生的因素有二：
一是種族，二是兩性
現在的社會是不合理的，因為這社會裏有階級，階級的產生由於奴隸製度。奴隸製度產生的因素有兩個：一是種族，二是兩性。在兩個種族打仗的時候，甲族的人被乙族俘去了，作為生產工具，即是奴隸，原來平等的社會就開始分裂成主奴兩個階級。奴隸的數目愈來愈多的時候，這兩個階級的分別也愈為明顯，倘沒有另外的種族，那麼一切不平等，階級產生的可能性也可減少。其次，問到最初被俘的甲族人是男的還是女的，回答說是女的。被俘來的有僅作奴隸，還可作妻子。因為在圖騰社會中有一種很重要的製度叫“外婚製”，就是男子不能和他本族的女子結婚，一定得找外族的女子作配偶。在這製度下兩族本可交換女子結婚，但因古代婚姻，不單是解決兩性的問題，重要的還是經濟的問題，大家都需要生產，勞動力，女子在未嫁前幫娘家作活，娘當然不願她出嫁而減少一個幫手，使自己受到損失，所以老把女兒留在家裏。但另一邊同樣急切地需要她去生產孩子，在這爭持的情形下，產生了搶婚的行為，她既是被搶來的生產工人，便怕她逃回去，或被娘家的人搶回，才用繩子捆起，成為這族的奴隸，所以談到奴隸製度時，兩性的因素不可缺少，甚至“奴隸製”是“外婚製”的發展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