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怕太宗和他率領下的人們為詩幹的多熱鬧，究竟他們所熱鬧的，與其說是詩，無寧說是學術。關於修辭立誠四個字，即算他們做到了修辭（但這仍然是疑問），那立誠的觀念，在他們的詩裏可說整個不存在。唐初人的詩，離詩的真諦是這樣遠，所以，我若說唐初是個大規模征集詞藻的時期。我所謂征集詞藻者，實在不但指類書的纂輯，連詩的製造也是應屬於那個範圍裏的。
上述的情形，太宗當然要負大部分的責任。我們曾經說到太宗為堆砌式的文體張目過，不錯，看他親撰的《晉書·陸機傳論》便知道：
觀夫陸機、陸雲，實荊、衡之杞梓，挺珪璋於秀實，馳英華於早年。風鑒澄爽，神情俊邁；文藻宏麗，獨步當時；言論慷慨，冠乎終古。高詞迥映，如朗月之懸光；迭意回舒，若重岩之積秀。千條析理，則電拆霜開；一緒連文，則珠流璧合。其詞則深而雅，其義則博而顯。故足遠超枚馬，高躡王劉，百代文宗，一人而己。
因為他崇拜的陸機陸機（261—303），字士衡，吳郡吳縣（今江蘇蘇州）人，西晉文學家、書法家，與其弟陸雲合稱“二陸”。，是“文藻宏麗”，與夫“迭意回舒，若重岩之積秀”，“一緒連文，則珠流璧合”的陸機，所以太宗於他的群臣中就最欽佩虞世南。褚亮在《十八學士讚》中，是這樣讚虞世南的：
篤行揚聲，雕文絕世；網羅百家，並包六藝。
兩《唐書·虞世南傳》都說，他與兄世基同入長安，時人比作晉之二陸，《新傳》又品評這兩弟兄說：
世基辭章清勁過世南，而贍博不及也。
這樣的虞世南，難怪太宗要認為是“與我猶一體”，並且在世南死後，還有“鍾子期死，伯牙不複鼓琴”之歎。這虞世南，我們要記住，便是《兔園冊子》和《北堂書鈔》的著者。這一點極其重要。這不啻明白的告訴我們，太宗所鼓勵的詩，是“類書家”的詩，也便是“類書式”的詩。總之，太宗畢竟是一個重實際的事業中人；詩的真諦，他並沒有，恐怕也不能參透。他對於詩的了解，畢竟是個實際的人的了解。他所追求的隻是文藻，是浮華，不，是一種文辭上的浮腫，也就是文學的一種皮膚病。這種病症，到了上官儀的“六對”“八對”，便嚴重到極點，幾乎有危害到詩的生命的可能，於是因察覺了險象而憤激的少年“四傑”，便不得不大聲急呼，搶上來施以針砭了。
（本篇原載於《大公報》文藝副刊第52期。）
四傑
繼承北朝係統而立國的唐朝的最初五十年代，本是一個尚質的時期，王、楊、盧、駱都是文章家，“四傑”這徽號，如果不是專為評文而設的，至少它的主要意義是指他們的賦和四六文。談詩而稱四傑，雖是很早的事，究竟隻能算借用。是借用，就難免有“削足適履”和“掛一漏萬”的毛病了。
按通常的了解，詩中的四傑是唐詩開創期中負起了時代使命的四位作家，他們都年少而才高，官小而名大，行為都相當浪漫，遭遇尤其悲慘，（四人中三人死於非命）——因為行為浪漫，所以受盡了人間的唾罵，因為遭遇悲慘，所以也贏得了不少的同情。依這樣一個概括、簡明，也就是膚廓的了解，“四傑”這徽號是滿可以適用的，但這也就是它的適用性的最大限度。超過了這限度，假如我們還問到：這四人集團中每個單元的個別情形，和相互關係，尤其他們在唐詩發展的路線網裏，究竟代表著哪一條，或數條線，和這線在網的整個體係中所擔負的任務——假如問到這些方麵，“四傑”這徽號的功用與適合性，馬上就成問題了。因為詩中的四傑，並非一個單純的、統一的宗派，而是一個大宗中包孕著兩個小宗，而兩小宗之間，同點恐怕還不如異點多，因之，在討論問題時，“四傑”這名詞所能給我們的方便，恐怕也不如糾葛多。數字是個很方便的東西，也是個很麻煩的東西。既在某一觀點下湊成了一個數目，就不能由你在另一觀點下隨便拆開它。不能拆開，又不能廢棄它，所以就麻煩了。“四傑”這徽號，我們不能、也不想廢棄，可是我承認我是抱著“息事寧人”的苦衷來接受它的。
四傑無論在人的方麵，或詩的方麵，都天然形成兩組或兩派。先從人的方麵講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