讀騷雜記
《史記·屈原列傳》，正如它其餘的部分，未必完全可靠。不拘就思想或文體上觀察，《漁父》明明是一篇子虛的文字，而史公卻把它當做實事，編入傳中。這是可疑的—點。諫懷王入秦的，據《楚世家》說是昭睢，而《列傳》則以為屈原，顯然的自相矛盾。這是第二點。把這兩點綜合起來看，則王懋竑王懋竑（1668—1741），字予中，因居白田草堂，所以又被稱為白田先生。生於康熙七年，卒於乾隆六年，年七十四。他學術淵源，主要得力於他的叔父“天下人服”的狀元王式丹，對以“學術氣節顯”的姨父喬可聘也略有所承。他一生精力，盡瘁於《朱子年譜》一書。又別為《年譜考異》四卷，並附錄《朱子論學切要語》二卷。此外，尚有《白田草堂存稿》二十四卷，《讀書論疑》十六卷，尚有《續集》《別集》《朱子集注》《朱子語錄注》等多種。說屈原死在懷王入秦以前，似乎可信。王氏這一說並沒有什麼強有力的正麵的理由。不過從反麵推測，假定屈原真死在懷王入秦以前，則諫入秦的，自然與屈原無幹，而頃襄王時也不會有屈原再度被放以及和漁父在江濱問答的事了。這樣，既可以避免《列傳》與《世家》間的衝突，又可以省得教一篇寓言冒充了史跡。這比說屈原死在頃襄王時確乎合理得多。至於二十五篇連真帶假的屈賦中，對於懷王被誘入秦那樣嚴重的事，絕沒有露一絲口風，也不妨附帶的算作屈原，死在頃襄王時的一個反證。
然而王懋竑的話果能成立，其重要之點，還不在縮短了屈原幾十年的壽算，訂正了一個史實的錯誤。這件事本身的意義甚小。因這件史實的修正，而我們對於屈原的人格的認識也得加以修正，才是關係重大。懷王喪身辱國，屈原既沒有見著，則其自殺的基因確是個人的遭遇不幸所釀成的，說他是受了宗社傾危的刺激而沉江的，便毫無根據了。
曆來解釋屈原自殺的動機者。可分三說。班固《離騷序》曰：“忿忍不容，沉江而死。”這可稱為泄忿說。《漁父》的作者曰：“寧赴常流而葬江魚腹中耳，又安能以皓皓之白而蒙世之溫蠖乎。”這可稱為沽身說。東漢以來，一般的意見漸漸注重屈原的忠的方麵，直到近人王樹枬王樹枬（1851—1936），字晉卿，晚號陶廬老人。在晚清學界獨樹一幟。精通經史，富收藏，尤多石刻精拓。其著書共53種685卷。提出屍諫二字，可算這派意見的極峰了。這可稱為憂國說。三說之中，泄忿最合事實，潔身也不悖情理，憂國則最不可信。然而偏是憂國說流傳最久，勢力最大。
一個曆史人物的偶像化的程度，往往是與時間成正比的。時間愈久，偶像化的程度愈深，而去事實也愈遠。在今天，我們習聞的屈原，已經變得和《離騷》的作者不能並立了。你若認定《離騷》，是這位屈原作的，你便永遠讀不懂《離騷》。你若能平心靜氣地把《離騷》讀懂了，又感覺《離騷》不像是這位屈原作的。你是被你自己的偶像崇拜的熱誠欺騙了。真正的屈原、漢人還能看得清楚。班固說：
屈原露才揚己，競乎危國群小之間，以離讒，然數責懷王，怨惡椒蘭，愁神苦思，強非其人，忿懟不容，沉江而死，亦貶絮狂狷景行之士。
這才真是《離騷》的作者，但去後世所謂忠君愛國的屈原是多麼遼遠！說屈原是為愛國而自殺的，說他的死是屍諫，不簡直是夢囈嗎？
一種價值觀念的發生，必有它的背景。是混亂的戰國末年的《漁父》的作者才特別看出，屈原的狷潔，是大一統的帝王下的順民才特別要把屈原擬想成一個忠臣。《莊子·刻意篇》曰：
刻意尚意，離世異佶，高論怨誹，為亢而已矣。此山穀之士，非（誹）世之人，枯槁赴淵者之所好也。
這大概即指屈原一流的人，所以以潔身來解釋屈原的死，是合乎情的。這一方麵與他的時代風氣正相合。但是，帝王專製時代的忠的觀念，絕不是戰國時屈原所能有的。伍子胥便是一個有力的反證。為了家仇，伍子胥是如何對待他的國和君，而他正是個楚國人。司馬遷曾經“怪屈原以彼其材，遊諸侯，何國不容，而自令若是”，倒還沒有忘掉屈原的時代。
總之，忠臣的屈原是帝王專製時代的產物，若拿這個觀念讀《離騷》，《離騷》是永遠談不通的。至於王懋竑的話若能成立，則後世所以能把屈原解成一個忠臣，或許還要歸咎於史公。《史記·屈原列傳》若不教屈原死在頃襄王的時代，則後人便無法從懷王客死於秦和屈原自殺兩件事之間看出因果關係來，因而便說屈原是為憂國而死的。
（本篇原載於1935年4月3日天津《益世報》文學副刊。）
端午節的曆史教育
端午那天孩子們問起粽子的起源，我當時雖乘機大講了一頓屈原，心裏卻在暗笑，恐怕是幫同古人撒謊罷。不知道是為了謊的教育價值，還是自己圖省事和藏拙，反正謊是撒過了，
並且相當成功，因為看來孩子們的好奇心確乎得到了相當的滿足。可是，孩子們好奇心的終點，便是自己好奇心的起點。自從那天起，心裏常常轉著一個念頭：如果不相信謊，真又什麼呢？端午真正的起源，究竟有沒有法子知道呢？最後我居然得到了線索，就在那謊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