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二千年的時間過去了，由於不斷的暗中摸索，人們稍稍學會些控製自然的有效方法，自己也漸漸有點自信心，於是對他們的圖騰神，態度漸漸由獻媚的，拉攏的，變為恫嚇的，抗拒的，（人究竟是個狡猾的東西！）最後他居然從幼稚的，草昧的圖騰文化掙紮出來了，以至幾乎忘掉有過那麼回事。好了，他現在立住腳跟了，進步相當的快。人們這時賽龍舟，吃粽子，心情雖還有些緊張，但緊張中卻帶著點勝利的歡樂意味。他們如今是文明人啊！我們所熟習的春秋時代的吳越，便是在這個文化階段中。
“但是，莫忙樂觀！剛剛對於克服自然有點把握，人又發現第二個仇敵——他自己、以前人的困難是怎樣求生，現在生大概不成問題，問題在怎樣生得光榮。光榮感是個良心問題，然而要曉得良心是隨罪惡而生的。時代一入戰國，人們造下的罪孽想是太多了，屈原的良心擔負不起，於是不能生得光榮，便毋寧死，於是屈原便投了汨羅！是呀，僅僅求生的時代早過去了，端午這節日也早失去了意義。從越國到今天，應該是怎樣求生得光榮的時代，如果我們還要讓這節日存在，就得給他裝進一個我們時代所需要的意義。
“但為這意義著想，哪有比屈原的死更適當的象征？是誰首先撤的謊，說端午節起於紀念屈原，我佩服他那無上的智慧！端午，以求生始，以爭取生得光榮的死終，這謊中有無限的真！”
準備給孩子們講的話，不妨到此為止。縱然這番意思，孩子還不太懂，但遲早是應當讓他們懂得的。是不是？
一九四三年七月
（本篇原載於1943年7月3日昆明《生活導報》第32期。）
人民的詩人
——屈原
古今沒有第二個詩人像屈原那樣曾經被人民熱愛的。我說“曾經”，因為今天過著端午節的中國人民，知道屈原這樣一個人的實在太少，而知道《離騷》這篇文章的更有限。但這並不妨礙屈原是一個人民的詩人。我們也不否認端午這個節日，遠在屈原出世以前，已經存在，而它變為屈原的紀念日，又遠在屈原死去以後。也許正因如此，才足以證明屈原是一個真正的人民詩人。惟其端午是一個古老的節日，“和中國人民同樣的古老”，足見它和中國人民的生活如何不可分離，惟其中國人民願意把他們這樣一個重要的節日轉讓給屈原，足見屈原的人格，在他們生活中，起著如何重大的作用。也惟其遠在屈原死後，中國人民還要把他的名字，嵌進一個原來與他無關的節日裏，才足見人民的生活裏，是如何的不能缺少他。端午是一個人民的節日，屈原與端午的結合，便證明了過去屈原是與人民結合著的，也保證了未來屈原與人民還要永遠結合著。
是什麼使得屈原成為人民的屈原呢？
第一，說來奇怪，屈原是楚王的同姓，卻不是一個貴族。戰國是一個封建階級大大混亂的時期，在這混亂中，屈原從封建貴族階級，早被打落下來，變成一個作為宮廷弄臣的卑賤的伶官，所以，官爵盡管很高，生活盡管和王公們很貼近，他，屈原，依然和人民一樣，是在王公們腳下被踐踏著的一個。這樣，首先在身分上，屈原是屬於廣大人民群眾的。
第二，屈原最主要的作品——《離騷》的形式，是人民的藝術形式，“一篇題材和秦始皇命博士所唱的《仙真人詩》一樣的歌舞劇”。雖則它可能是在宮廷中演出的。至於他的次要的作品——《九歌》，是民歌，那更是明顯，而為曆來多數的評論家所公認的。
第三，在內容上，《離騷》“怨恨懷王，譏刺椒蘭”，無情地暴露了統治階層的罪行，嚴正地宣判了他們的罪狀，這對於當時那在水深火熱中敢怒而不敢言的人民，是一個安慰，也是一個興奮。用人民的形式，喊出了人民的憤怒，《離騷》的成功不僅是藝術的，而且是政治的，不，它的政治的成功，甚至超過了藝術的成功，因為人民是最富於正義感的。
但，第四，最使屈原成為人民熱愛與崇敬的對象的，是他的“行義”，不是他的“文采”。如果對於當時那在暴風雨前窒息得奄奄待斃的楚國人民，屈原的《離騷》喚醒了他們的反抗情緒，那麼，屈原的死，更把那反抗情緒提高到爆炸的邊沿，隻等秦國的大軍一來，就用那潰退和叛變的方式，來向他們萬惡的統治者，實行報複性的反擊。（楚亡於農民革命，不亡於秦兵，而楚國農民的革命性的優良傳統，在此後陳勝吳廣對秦政府的那一著上，表現得尤其清楚。）曆史決定了暴風雨的時代必然要來到，屈原一再地給這時代執行了“催生”的任務，屈原的言、行，無一不是與人民相配合的，雖則也許是不自覺的。有人說他的死是“匹夫匹婦自經於溝壑”，對極了，匹夫匹婦的作風，不正是人民革命的方式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