迎神送神本是祭歌的傳統形式，在《宋書·樂誌》裏已經講得很詳細了。再看唐代多數宗廟樂章，及一部分文人作品，如王維《祠漁山神女歌》等，則祭歌不但必須具有迎送神曲，而且有時隻有迎送神曲。迎送的儀式在祭禮中的重要性於此可見了。本篇既是一種祭歌，就必須含有迎送神的歌曲在內。既有迎送神曲，當然是首尾兩章。這是常識的判斷，但也不缺少曆史的證例。以內容論，漢《郊祀歌》的首尾兩章——《練時日》與《赤蛟》相當於《九歌》的《東皇太一》與《禮魂》，（參看原歌便知。）謝莊又仿《練時日》與《赤蛟》作宋《明堂歌》的首尾二章（《宋書·樂誌》：“迎送神歌，依漢《郊祀》三言四句一轉韻。”）而直題作《迎神歌》，《送神歌》。由《明堂歌》上推《九歌》，《東皇太一》《禮魂》是迎送神曲，是不成問題的。
或疑《九歌》中間九章也有帶迎送意味，甚至明出迎送字樣的（《湘夫人》“九疑繽兮並迎”，《河伯》“送美人兮南浦”。）怎見九章不也有迎送作用呢？答：九章中的迎送是歌中人物自相迎送，或對假想的對象迎送，與二章為致祭者對神的迎送迥乎不同，換言之，前者是粉墨登場式的表演迎送的故事，後者是實質的迎送的祭典。前人混為一談，所以糾纏不清。
除去首尾兩章迎送神曲，中間所餘九章大概即《楚辭》所謂《九歌》。《九歌》本不因章數而得名，已詳上文。但因文化的演進，文體的篇幅是不能沒有擴充的。上古九句的《九歌》，到現在——戰國，漲大到九章的《九歌》，乃是必然的趨勢。
四、被迎送的神隻有東皇太一
《東皇太一》既是迎神曲，而歌辭隻曰“穆將愉兮上皇”（上皇即東皇太一），那麼辭中所迎的，除東皇太一外，似乎不能再有別的神了。《禮魂》是作為《東皇太一》的配偶篇的送神曲，這裏所送的，論理也不應超出先前所迎的之外。其實東皇太一是上帝，祭東皇太一即郊祀上帝。隻有上帝才夠得上受主祭者楚王的專誠迎送。其他九神論地位都在王之下，所以典禮中隻為他們設享，而無迎送之禮。這樣看來，在理論原則上，被迎送的又非隻限於東皇太一不可。對於九神，既無迎送之禮，難怪用以宣達禮意的迎送神的歌辭中，絕未提及九神。
但請注意：我們隻說迎送的歌辭和迎送的儀式所指的對象，不包括那東皇太一以外的九神。實際上九神仍不妨和東皇太一同出同進，而參與了被迎送的經驗，甚至可以說，被“饒”給一點那樣的榮耀。換言之，我們講九神未被迎送，是名分上的未被迎送，不是事實的。談到禮儀問題，當然再沒有比名分觀念更重要的了。超出名分以外的事實，在禮儀的精神下，直可認為不存在。因此，我們還是認為未被迎送，而祭禮是專為東皇太一設的。
五、九神的任務及其地位
祭禮既非為九神而設，那麼他們到場是幹什麼的？漢《郊祀歌》已有答案：“合好效歡虞太一，……《九歌》畢奏斐然殊。”《郊祀歌》所謂“九歌”可能即《楚辭》十一章中之九章之歌，（詳下）九神便是這九章之歌中的主角，原來他們到場是為著“效歡”以“虞太一”的。這些神道們——實際是神所“憑依”的巫們——按照各自的身分，分班表演著程度不同的哀豔的，或悲壯的小故事，情形就和近世神廟中演戲差不多。不同的隻是在當時，戲是由小神們做給大神瞧的，而參加祭禮的人們是沾了大神的光而得到看熱鬧的機會；現在則專門給小神當代理人的巫既變成了職業戲班，而因屍祭製度的廢棄，大神隻是一隻“土木形骸”的偶像，並看不懂戲，於是群眾便索興把他撇開，自己霸占了戲場而成為正式的觀眾了。
九神之出現於祭場上，一麵固是對東皇太一“效歡”，一麵也是以東皇太一的從屬的資格來受享。效歡時是立於主人的地位替主人幫忙，受享時則立於客的地位作陪客。作陪憑著身分（二三等的神），幫忙仗著伎能（唱歌與表情）。九神中身分的尊卑既不等，伎能的高下也有差，所以他們的地位有的作陪的意味多於幫忙，有的幫忙的意味多於作陪。然而作陪也是一種幫忙，而幫忙也有吃喝（受享），所以二者又似可分而不可分。
六、二章與九章
因東皇太一與九神在祭禮中的地位不同，所以二章與九章在十一章中的地位也不同。在說明這兩套歌辭不同的地位時，可以有宗教的和藝術的兩種相反的看法。就宗教觀點說，二章是作為祭歌主體的迎送神曲，九章即真正的《九歌》，隻是祭歌中的插曲。插曲的作用是湊熱鬧，點綴場麵，所以可多可少，甚至可有可無。反之，就藝術觀點說，九章是十一章中真正的精華，二章則是傳統形式上一頭一尾的具文。《楚辭》的編者統稱十一章為“九歌”，是根據藝術觀點，以中間九章為本位的辦法。《楚辭》是文藝作品的專集，編者當然隻好采取這種觀點。如果他是《郊祀誌》的作者，而仍采用了這樣的標題，那便犯了反客為主和舍己從人的嚴重錯誤，因為根據純宗教的立場，十一章應改稱“楚《郊祀歌》”，或更詳明點，“楚郊祀東皇太一《樂歌》”，而《九歌》這稱號是隻應限於中間的九章插曲。或許有人要說，啟享天神的樂稱《九歌》，《楚辭》概稱祀東皇太一的全部樂章為《九歌》，隻是沿用曆史的舊名，並沒有什麼重視《九歌》藝術性的立場在背後。但他忘記諸書談到啟奏《九歌》時不滿的態度。不是還說啟因此亡國嗎？須知說啟奏《九歌》以享天神，是罵他胡鬧，不應借了祭天的手段來達其“康娛而自縱”（《離騷》）的目的，所以又說：“章聞於天，天用弗式。”（《墨子·非樂篇》引《武觀》）他們言外之意，祭天自有規規矩矩的音樂，那太富娛樂性的《九歌》是不容攙進祭禮來以褻瀆神明的。他們反對啟，實即反對《九歌》，反對《九歌》的娛樂性，實即承認了它的藝術性。在認識《九歌》的藝術性這一點上，他們與《楚辭》的編者沒有什麼不同，不過在運用這認識的實踐行為上，他們是憑那一點來攻擊啟，《楚辭》的編者是憑那一點來欣賞文藝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