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度外來影響剛剛紮根，現在又來了第二度的。第一度佛教帶來的印度影響是小說戲劇，第二度基督教帶來的歐洲影響又是小說戲劇（小說戲劇是歐洲文學的主幹，至少是特色），你說這是碰巧嗎？
不然。歐洲文化正如它的鼻祖希臘文化一樣，和印度文化，往大處看，還不是一家？這樣說來，在這兩度異鄉文化東漸的陣容中，印度不過是歐洲的頭，歐洲是印度的尾而已。就文化接觸的全盤局勢來看，頭已進來，尾的遲早必需來到，應該也是早已料到的事。第一度外來影響，已經由紮根而開花了，但還不算開到最茂盛的地步，而本土的舊形式，自從枯萎後，還不見再榮的跡象，也實在沒有再榮的理由。現在第二度外來影響，又與第一度同一種類，毫無問題，未來的中國文學還要繼續那些偉大的元、明、清人的方向，在小說戲劇的園地上發展。待寫的一頁文學史，必然又是一段小說戲劇史，而且較向前的一段，更為熱鬧，更為充實。
但在這新時代的文學動向中，最值得揣摩的，是新詩的前途。你說，舊詩的生命誠然早已結束，但新詩——這幾乎是完全重新再做起的新詩，也沒有生命嗎？對了，除非它真能放棄傳統意識，完全洗心革麵，重新做起。但那差不多等於說，要把詩做得不像詩了。也對。說得更確點，不像詩，而像小說戲劇，至少讓它多像點小說戲劇，少像點詩。太多“詩”的詩，和所謂“純詩”者，將來恐怕隻能以一種類似解嘲與抱歉的姿態，為極少數人存在著。在一個小說戲劇的時代，詩得盡量采取小說戲劇的態度，利用小說戲劇的技巧，才能獲得廣大的讀眾。這樣做法並不是不可能的。在曆史上多少人已經做過，隻是不大徹底罷了。新詩所用的語言更是向小說戲劇跨近了一大步，這是新詩之所以為“新”的第一個也是最主要的理由。其它在態度上，在技巧上的種種進一步的試驗，也正在進行著。請放心，曆史上常常有人把詩寫得不像詩，如阮籍、陳子昂、孟郊，如華茨渥斯（Words—worth），惠特曼（Whitmen），而轉瞬間便是最真實的詩了。詩這東西的長處就在它有無限度的彈性，變得出無窮的花樣，裝得進無限的內容。隻有固執與狹隘才是詩的致命傷，縱沒有時代的威脅，它也難立足。
每一時代有一時代的主潮，小的波瀾總得跟著主潮的方向推進，跟不上的隻好留在港汊裏幹死完事。戰國、秦漢、時代的主潮是散文。一部分詩服從了時代的意誌，散文化了，便成就了《楚辭》和初期的《漢賦》，成就了《鐃歌》，這些都是那時代的光榮。另一部分詩，如《郊祀歌》、《安世房中歌》、韋孟《諷諫詩》之類，跟不上潮流，便成了港汊中的泥淖。
明代的主潮是小說，《先妣事略》《寒花葬誌》和《項脊軒記》的作者歸有光歸有光（1506—1571），字熙甫，又字開甫，別號震川，又號項脊生。明代官員、散文家。與唐順之、王慎中兩人均崇尚內容翔實、文字樸實的唐宋古文，並稱為嘉靖三大家。由於歸有光在散文創作方麵的極深造詣，在當時被稱為“今之歐陽修”，後人稱讚其散文為“明文第一”，著有《震川集》《三吳水利錄》等。，采取了小說的以尋常人物的日常生活為描寫對象的態度和刻畫景物的技巧，總算是粘上了點時代潮流的邊兒（他自己以為是讀《史記》讀來了的，那是自欺欺人的話），所以是散文家中歐公以來唯一頂天立地的人物。其他同時代的散文家，依照各人小說化的程度的比例，也多多少少有些成就，至於那般詩人們隻忙於複古，沒有理會時代，無疑那將被未來的時代忘掉。以上兩個曆史的教訓，是值得我們的新詩人書紳的。
四個文化同時出發，三個文化都轉了手，有的轉給近親，有的轉給外人，主人自己卻都沒落了，那許是因為他們都隻勇於“予”而怯於“受”。中國是勇於“予”而不太怯於“受”的，所以還是自己的文化的主人，然而也隻僅免於沒落的劫運而已。為文化的主人自己打算，“取”不比“予”還重要嗎？所以僅僅不怯於“受”是不夠的，要真正勇於“受”。讓我們的文學更徹底地向小說戲劇發展，等於說要我們死心塌地走人家的路。這是一個“受”的勇氣的測驗，也是我們能否繼續自己文化的主人的測驗。
過去記錄裏有未來的風色。曆史已給我們指示了方向——“受”的方向，如今要的隻是勇氣，更多的勇氣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