也許沒有經曆過那段歲月的人，很難理解我們的心情。
而我們做這些，也隻是為了我們自己。
的確，此刻我的心情，比起昨天來，已好了很多。
2010年5月13日
1986年那個春天
1986年1月，我來到剛剛創刊的《西南軍事文學》做編輯。當時編輯部隻有三四個人，由楊景民具體負責（時任編輯部主任。正是他向領導推薦了我這個“創作人才”）。我當時二十多歲，看上去還像個黃毛丫頭，但因人手少，也被派作“大用場”了。好像是4月，楊主任便派我去北京執行兩大任務。第一任務，取回鄧小平同誌為本刊題寫的刊名；第二任務，向北京的著名作家約稿，並請其中的數位大腕擔任我們刊物的編委，如馮牧、劉白羽、李瑛、徐懷中、王蒙、孟偉哉等。
我居然絲毫沒有推脫，一口答應，就差說一句“堅決完成任務”了。真是初生牛犢啊（須知我當時就是個剛工作的文青）。楊主任豪爽地說，你可以坐飛機去！大概算是對我執行此項艱巨任務的獎賞。於是我平生第一次坐了飛機。
到北京後，住進解放軍文藝社書庫（當然不是庫房，是個簡易招待所），顧不上見親戚也顧不上遊覽，就拿著楊主任給我開的清單，每日趕公共汽車，按名單所列，一家一家去向大腕兒送我們的聘書，並約稿。還好當時是文學的黃金時期，也是改革開放初期，人和腕兒都還比較樸實，都答應作我們的編委（一分錢沒有），也都答應給我們寫稿，其中孟偉哉很快給了一個中篇，劉白羽和李瑛給了一組詩，劉亞洲也給了散文。記得在王蒙家約稿時，遇到了劉心武，但因為他不在楊主任列出的名單上，我就沒有跟他開口——執行領導指示不走樣（但實際上是我羞於開口，我覺得我們刊物毫無名氣，找人家約稿完全是求人家，所以能不開口盡量不開口，開口也是幹巴巴的一句：我們楊主任叫我來跟你約稿）。
印象最深的是去解放軍藝術學院找莫言約稿，他當時已發表了“紅高粱”係列，火得不行（我讀了他的小說後幾乎沒信心寫小說了）。我找到他時，他剛從新疆參加筆會回來，興致勃勃的，告訴我吃烤羊肉吃得植物神經紊亂，又說馬上還要出門去參加另一個會。我在一旁不做聲地聽著，直到和他分手，也沒把約稿的話說出來，更沒把崇拜的話說出來。他當然猜得到我那麼老遠跑北京去找他幹嗎，但我就是不願意說，我嫌他太得意了（居然還敢清高！其實是有點兒嫉妒……回來後即受到楊主任的批評，我隻好寫信給他再約稿，終於約到了，這是後話。）
送聘書和約稿的任務還算好完成，聘書都送到了，稿子不管約到沒有，至少話都說到了。
最難完成的是取回鄧小平題詞這一任務。
這裏需要交待一下背景了：那個時候，西南戰區的硝煙尚未散去，也正是軍事文學的黃金期，因此《西南軍事文學》的誕生很受關注。我們先後請到了劉伯承元帥和徐向前元帥等領導的題詞（這些題詞是怎麼請到的我就不清楚了）。楊景民主任又跟領導建議，再請鄧小平同誌為我們題寫刊名。領導同意後，他起草了一個報告，經一級一級領導修改後，再由我們軍區當時的政委萬海峰親自改定，然後由我們軍區著名的書法家方振先生，用工整的楷書抄寫在宣紙上。1986年初春，鄧小平正好到西南戰區視察，楊景民主任就在軍區萬海峰政委的帶領下前去彙報工作，當麵將這一報告遞給了鄧小平同誌，鄧小平對西南還是很有感情的，爽快地答應了（形容詞為本人所加）。
我們很高興，就一直等著，前三期刊名暫時使用了印刷體。但轉眼四月了，題詞還沒來。楊景民有些急，就派我去北京取，以萬海峰政委的名義寫了一封信（估計是婉轉提醒，萬政委對我們也真夠好的），信仍由方振先生抄寫在宣紙上。我的任務，就是把信送到，能馬上拿到題詞最好，拿不到也起一個催促的作用。
我拿著信，卻不知如何才能送到他老人家手裏。北京那麼大，我上哪兒去找啊？想來想去，在北京認識的人裏能幫上忙的，就隻有劉亞洲了。劉亞洲當時在空軍創作室當創作員，年初到四川采訪路經成都，我有幸認識了他。我就去空軍大院找劉亞洲。劉亞洲特別夠意思，當即就告訴了我鄧家的地址。
我就按那個地址去找（再一次表現出初生牛犢的精神），轉了幾次公共汽車，問了路人甲和路人乙，終於在北京數不清的胡同中找到了那個重要的胡同。那胡同看上去沒有什麼特別之處，不知道的人肯定啥也看不出來。我找到那個門牌號碼，是一扇很舊的大門。我敲門，大門上的一扇小門開了，出來一個哨兵。
他嚴肅地問我，你什麼事？我說，我是成都軍區的，來送一封信。哨兵說，送什麼信？你不能進去。我當然知道這種地方是不隨便能進的。我態度很好地說，我不進去，你幫我把這封信交給鄧小平同誌就行了。（多樸實啊。簡直像我黨地下交通員）。哪知哨兵根本不接，瞟了一眼說，不行，拿走。我很奇怪，問為什麼，你幫我拿進去不就行了嗎？哨兵說，誰知道你信裏有什麼東西？我遞給他說，你摸一下嘛，裏麵什麼也沒有，就是一封信。是我們軍區政委寫給鄧小平的信。（樸實到家了。）哨兵還是不接：那也不行。跟著他又加了一句，萬一你信裏有毒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