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想起來，那應該是我過的最特別的年三十了。
如今，我依然是每個年三十都回家陪父母過。父母都是85歲高齡的人了，大約七、八年前我表態說，以後每個年三十我都回家陪他們過。可是我公公婆婆也都85歲以上了，我先生也得陪他們過年三十。於是這些年，一到年三十，我們就各回各的家，各陪各的父母。像今年，因出國留學六年沒和我們一起團年的兒子總算回家了，我還是離開他獨自一人回了杭州。到了年三十晚上，我們去飯店吃團年飯，飯後姐姐一家就回去了。而我父母都是早睡早起的人，一過9點就上床了，從來不看春晚的。我就回到自己的房間，把電視聲音開得小小的，一邊看春晚，一邊回複著絡繹不絕的拜年短信，守著自己的歲，也守著父母的歲，迎接新的一年。借用海子的那句詩，今夜我不想人類，隻陪伴父母。
不同的是，這個年三十我寫下了這篇博文，向各位朋友們拜個年。謝謝朋友們陪我度過了許許多多的日子，度過了一年又一年。衷心祝福每位朋友兔年吉祥，新春快樂，健康平安！
2011年2月2日
老友記
一回頭，是20年前的事。
上個世紀九十年代初，我的小說在省內引起一些關注。於是在省作協舉辦的“四川十青年作家研討會”上，我有幸成為十分之一，還是唯一的女性。好像是春天，在成都近郊的山裏，我們10個被討論的作者，加上10個討論我們的評論家，還有省作協的領導及工作人員，一大幫人，在一起開了三四天的會，很認真地研究了如何將我們培養成大作家的計劃。會上其他內容我忘了，隻記得出台了一個很具體的措施，就是每個評論家追蹤一個作家，重點讀他們的作品，寫他們的評論。現在想來，我很感激省作協的這個舉措，不管後來評論家對我有多少評論多少幫助，在當時我是倍受鼓舞的。
當然我要說的不是這個。這隻是個引子。
就是在那次會議上，我認識了幾個後來成為我好朋友的作家和評論家。那是我第一次參加這樣的文學活動，剛開始有些拘謹，幾天會開下來，感覺大家都對我很友好，我也就放鬆了。會議結束合影時，大家就著景區的台階錯落地站著坐著。我被邀坐在第一排中間，當攝影師喊一二三時，我感覺有幾隻手迅速地搭在了我的肩膀上，並發出一陣開心的大笑。
照完後幾個“作案”的嬉笑地問我，照片拿回去要不要緊？我回答說，我怕什麼？我還擔心你們被老婆罵呢。我的回答讓他們更樂了，立即認定我這個人是可以做朋友的。因為在此之前，他們知道我在部隊上，總覺得我比較刻板，不好打交道。從那次接觸後他們沒這個顧慮了，也敢拿我開玩笑了。從此我們就成了朋友，後來越來越熟悉，越來越融洽，結成了深厚的革命友誼。轉眼20年了。
這幾個人，就是當時30歲左右的年輕作家和評論家，如何世平、傅恒、高旭凡、劉繼安、易丹，還有鄧賢和阿來，我們在一起玩兒時總是互稱老師，比如阿來，我們叫他窩老師（根據《阿房宮》的“阿”發音），然後是傅老師、劉老師、高老師、鄧老師、裘老師，隻有兩個人例外，一個是何世平，我們叫他何台（他很長時間在電視台任台長），還有一個是易丹，他當時是川大最年輕的教授，我們喊他教授。
阿老師有很強的語言模仿能力。他能模仿好幾個領袖人物說話，講段子活靈活現生動傳神。那些年，我們每次參加筆會聚會時，他都要露一手，常常讓我們笑得前仰後合。阿老師表演完了，還有一個壓軸節目，這個節目通常是易教授組織的。易教授雖然是海龜，卻很喜歡鄉土的東西，總是積極組織參與壓軸節目，即小合唱：巴金文學院“院歌”。這個所謂的院歌純屬搞笑，就是用語錄歌“老三篇”的旋律重新“填詞”的：包穀麵，不但戰士要吃，幹部也要吃。包穀麵，最容易吃，真正消化就不容易了。要把包穀麵，當成細糧來吃。每一級，都要吃，吃了就要拉。搞好農業現代化，搞好農業現代化。
每次唱的時候，我都在下麵笑得直不起腰來，他們卻很嚴肅，麵無表情。哈哈，實在是開心。所以到現在我還能很順溜地寫出歌詞來。
其實我們最初認識時，傅老師還在內江，阿老師還在馬爾康，高老師還在瀘定，我們隻是在筆會上才能見麵相聚。後來他們都陸續調到成都了，我們的見麵也就經常化製度化了。
每次聚會，發起人通常是何台，倒不是因為他“有權有勢”，而是比較有威望，就像我們這夥兒人的大哥（實際年齡他並不是最大）。他一召集，我們就聚在一起，有時在飯店，有時在他家。在他家就聚過好幾次。那時他家房子並不大，被我們擠得滿滿的，聊天喝茶，也吃他夫人左孃嬢（何台這麼叫他夫人）燒的菜，喝我們家鄉的加飯酒（何台最喜歡這種酒），還假模假式地抽雪茄，雪茄也是何台提供的，我附庸風雅浪費過兩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