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們把“真誠”和“放肆”混為一談了！在藝術上，隻有曆盡艱辛達到的真誠才有價值。隻有那些十分平庸的人輕而易舉就能做到真誠地表達自己的個性。因為新的個性隻能用新的形式表達。表達我們個性的句子同朱利葉斯希臘神話中的英雄。
的弓一樣，應當是很難張開的。
1905年8月24日
我生命中沒有任何聯貫、持續或者穩定的東西。我時而同自己相似，時而迥異；不存在我發誓不接近的奇特的創造物。我現年三十六歲，還不知道自己是吝嗇還是揮霍，是淡泊還是貪婪……更確切地說，我覺得自己突然從一個極端走到另一個極端，而正是在這種搖擺中體現著我的命運。我何必矯揉造作地模仿自己而造成我生命的人為的統一？正是在運動中我才能夠得到平衡。
遺傳使我身上混雜著兩種不同的生命體係，我為之痛苦的這種複雜性和矛盾從中可以得到解釋。
1909年9月11日
《窄門》的批評者無法理解這幾本不同的書曾經並且現在仍然在我頭腦中共存。這些書僅僅在紙麵上有先後之分，因為絕對無法寫在一塊。無論寫什麼，我從來不會全部置身進去；瞬刻之後我動筆的題材是在我本人的另一端展開的。
我思想的軌跡是不易描繪的；它的曲線顯露在我的文筆中，但不易察覺。如果有人在我最新的著作中以為終於找到了我的影子，那他就錯了。我同我最新的著作迥然不同。
1914年7月12日
如果您同意，我利用這個機會向你介紹我為《地窖》寫的、但後來從清樣上刪掉的前言。
我在其中告訴讀者，《背德者》在我頭腦中醞釀了十五年以上的時間，《窄門》也醞釀了十五年以上，最先出版的《梵蒂岡的地窖》也經過了同樣長時間的準備。
所有這些題材都同時平行展開，相輔相成；我之所以先動筆寫第一部而不是另一部，那是因為這本書的題材對於我來說像英國人所講的更加“就在手頭”。如果可能，我本來會兩本書一齊寫的。如果我不知道我將寫《窄門》，我本來不會寫《背德者》的，而且隻是在寫完這兩本書之後，我才有可能寫《地窖》。猶如寫完《地窖》我才能寫其他東西一樣。
為什麼我將這本書稱為“傻劇”？為什麼稱前麵三部為“故事”？為了標明這幾本書都不是小說，我的前言是這樣結尾的：無論“傻劇”或者“故事”，我迄今隻寫過幾本旨在諷刺的書，或者說批判的書——而這是其中最後的一本。
後來，我覺得這些知心話於讀者並沒有什麼用處，所以取消了前言。
1912年2月7日
如果我現在離開人世，誰也不能根據我過去寫的東西猜度我還沒有寫出來的、最精彩的東西是什麼。出於何等的輕率，出於認為自己必將長壽的何等的自信，我把最重要的東西保留在最後。或者完全相反，出於何等的膽怯，出於對題材的何等的尊重，惟恐自己力不從心的擔憂！……這樣，我年複一年推遲了《窄門》的寫作。我怎麼能夠使別人相信這本書是《背德者》的姊妹篇，這兩個題材是同時在我頭腦中醞釀成熟的，兩本書是互相協調、互相平衡的呢？
1927年2月8日
我不應該寫任何旨在自我解釋、為自己開脫、為自己辯解的東西。
我常常設想我可能為《背德者》、《偽幣》、《交響樂》寫怎樣的前言；尤其在其中一篇中，我要陳述自己對小說的客觀性的理解，區別兩種小說，或者兩種觀察和描繪生活的方式；在某些小說裏（如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小說），這兩種方式彙合在一起了。一種是外部方式，人們通常稱之為客觀方式，它首先看到的是旁人的動作、事件，然後予以說明。另一種方式專注於情感、思想，幾乎不描繪任何不是作者親自體貼過的東西。
作者的豐富、複雜性及其過於繁多的可能性之間的對立，使采用這種方式創作的作品極其豐富多彩。但是，一切都來源於作者。作者是其所揭示的真理的唯一依據、唯一鑒定者。他的人物的全部地獄和天堂都在他身上。他描繪的不是他本人；但如果他不是現在這個樣子，他本來可以變成他所描繪的那個樣子的。正是為了能夠寫出哈姆雷特，莎士比亞沒有讓自己變成奧賽羅。
……是的，本來我可以把這些話講出來的。但是，在我談論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時候，這些話不是都已經講過或者已經充分暗示過了嗎？
何必再去重複？不如對讀者說：請你更仔細閱讀我的著作吧，反複讀我的著作吧。
（程依榮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