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如我業師魏中林先生在序言中所說：“清代是學者參與詩歌創作最為繁盛的時期……古典詩歌史上具有典型意義的學人之詩在這個時期得以充分發展。晚清學人之詩是清代學人之詩鏈條中不可或缺的一環。”目前學界開始關注晚清學人之詩，但對其研究還處於浮光掠影、未見深入的狀態，受文苑和儒林分立的影響，在研究學人之詩主體時，學界要麼隻把他們當作詩人來研究，要麼隻把他們當作學人來研究，至今還沒有發現把詩歌史和學術史有機結合起來並進行研究的著述，使得這些“學者詩人”呈現出兩副缺陷的臉孔，無法複合成一張清晰完整的麵容。總之，晚清學人之詩乃至清代學人之詩這一領域，明顯存在著學術研究盲區。
“學人之詩”這一概念在清代前期就被杭世駿、方南堂等人明確提出，卻沒有成為清代詩學普遍關注的話題。直到晚清，張際亮、範罕等才在他們的詩論中作過簡短的闡述，陳衍雖未對這一概念進行闡析，但在他的詩論中已頻繁使用這一概念。
晚清學人之詩較早進入了胡先驌、錢仲聯等老一輩學者的研究視野中，他們把清代學人之詩與清詩研究緊密聯係起來。
胡先驌讚揚了晚清學人之詩，認為沈曾植的學問“海涵地負，近世罕匹”，沈曾植的詩是有清一代最典型的學人之詩。胡先驌還有意識地學習晚清學人的詩歌創作，作為動植物學家，他把淵博的動植物學知識運用到詩歌之中，創作了如《春日雜詩》、《天香》、《聲聲慢》、《齊天樂》等學人詩詞。錢仲聯在《論同光體》、《沈曾植詩學蠡測》等文中認為：學人之詩本意就是學人寫的詩歌，如晚清程恩澤、鄭珍、莫友芝、沈曾植等學者的詩歌是學人之詩，而陳衍、陳三立等人盡管學問也很淵博，但他們終不是學人，而是文苑中的人物，其詩不能稱作學人之詩。
繼這些老一輩學者之後，不少學者以個案的方式論及晚清學人之詩。其中將學人之“詩”與“學”較好地結合起來進行研究的有鄒進先的《龔自珍學佛對其思想與文學的影響》、郭瑞林的《魏源的時事詩芻論》、陸草的《論魏源的禪詩及其淨土信仰》、譚德興的《論鄭珍文學的經學化》、翔雲的《曾國藩的振世詩文》、岑麗華的《從詩歌分析簡朝亮的思想性格》、張永芳的《黃遵憲和“新世界詩”》、張仲甫的《黃遵憲的新意境和舊風格》、郭延禮的《論康有為的海外詩》、王柯平的《王國維詩學的創化之道》、張智慧的《論沈曾植詩歌中的佛學因素》；博士、碩士論文中有張明明的《林昌彝詩歌研究》、王有景的《鄭珍詩歌研究》、丁佳音的《郭嵩燾詩歌的文化詩學研究》、張智慧的《沈曾植詩歌研究》、李瑞明的《沈曾植詩學的學術意識》，等等。上述研究者基本上闡析了晚清這些學者型詩人既有“學人”的一麵，又有“詩人”的一麵。
其他的論文雖有不少以晚清學人的詩歌作為研究對象，卻隻注意了這些學者作為“詩人”的一麵，不太注意他們“學人”的一麵，沒能較好地將他們的“詩”、“學”有機結合起來進行研究。
目前還沒有發現以晚清學人之詩作為一個整體加以研究的專題論文，但以比較宏觀的眼光涉及晚清學人之詩的有吳淑細的《近代宋詩派詩論研究》、賀國強的《近代宋詩派研究》，其中有相當一部分內容分析了晚清宋詩派學人之詩與詩人之詩不斷融合的曆史進程。魏泉的《論陳衍的“學人之詩”說》圍繞陳衍與北京宣南的文人交遊和他的《石遺室詩話》，闡述了陳衍“學人之詩”說的形成過程及其理論價值。
不是以晚清學人之詩作為研究對象但對晚清學人之詩的研究有啟迪作用的有錢鍾書的《談藝錄》，其中有專論“學人之詩”一則，他認為魏晉時期的詩歌“‘拘攣補衲，蠹文已甚。雖謝天才，且表學問。’學人之詩，作俑始此”；少陵、昌黎之詩非“學人之詩”，因為其學乃“詩人之學”。“學人之學”是精深之“學”，杜、韓之學雖也廣博，但不具備“專深”、“精通”的特征，故他們的學問不是“學人之學”，隻是“詩人之學”；他們的詩歌不是“學人之詩”，隻是“詩人之詩”。而錢載等人的詩歌為學人之詩則綽有餘裕。翁方綱大量以金石考據書法之學入詩，其詩是學人之詩的畸變，乃“學究”之詩。葛曉音的《從詩人之詩到學者之詩——論韓詩之變的社會原因和曆史地位》認為從乾嘉到晚清的士人，提倡學者之詩，崇尚生澀險奧的風格，韓詩才被奉為“聖境”。這種美學觀念的變化有複雜的曆史根源和思想基礎。王輝斌的《杜甫詩歌：中國古代學者詩的範本——以其近體詩為研究的中心》認為唐代詩人主要有兩種類型：一為才子型詩人，一為學者型詩人。前者憑借才氣寫詩，後者以功力進行創作。杜甫是唐代也是中國古代詩壇上傑出的學者型詩人，其近體詩開中國文學史學者詩之先河，同時也為後世詩人提供了一部學者詩的範本，並揭示出中國古代學者型詩人及學者詩的一些規律。劉士林的《詩之新聲與學之別體——論20世紀的中國學人之詩》指出，當學人們進行詩歌創作時，一般都傾向於把自己的學術研究融入詩歌意境的構造中，因而學人之詩可以看作是“學之別體”，是作為學人之學術研究的一種特殊形式而存在的；在《20世紀中國學人之詩三題議》中，他指出“思維”與“直觀”始終是學人進行詩歌創作時難以解決的邏輯矛盾，但並不意味著在兩者之間沒有任何可以商量的餘地，它們在特殊曆史境遇中以及在特殊個體身上可以實現和諧、統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