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用“學者”和“詩人”兩個維度相結合的方法對晚清學者型詩人進行“量”與“類”的分析。從他們“詩”、“學”的影響和地位來看，晚清學人之詩可分為三類：“詩”、“學”兼擅的學人之詩，如程恩澤、祁雋藻、鄭珍、何紹基、莫友芝、沈曾植等人的詩歌；不以詩名的學人之詩，如朱次琦、張穆、郭嵩燾、簡朝亮、陳澧等人的詩歌；以詩而名的學人之詩，如龔自珍、黃遵憲等人的詩歌。從學人之詩有“學之別體”和“情誌心聲”兩種範式來看，晚清喜作“學之別體”之詩者主要集中於宗宋派學者詩人，如程恩澤、莫友芝、沈曾植等人的詩歌；喜作“情誌心聲”之詩的學人的詩學觀和審美取向不同於宗宋詩派的學人，如朱次琦、繆荃孫、柯劭忞、簡朝亮、王闓運等學人的詩歌都不喜直接以學問入詩。
（3）晚清學人之詩體現出清代學人之詩的衍變和分流，代表著清代學人之詩的延展、轉型、新變和終結的四種趨向：
第一，晚清道、鹹時期，宋詩派中程恩澤、祁雋藻、鄭珍、何紹基、莫友芝以及同光體派中的沈曾植代表著清代學人之詩的嗣響，他們“承乾嘉學術鼎盛之後，流風未泯，師承所在，學貴專門，偶出緒餘，從事吟詠，莫不熔鑄經史，貫穿百家”（汪辟疆《汪辟疆說近代詩》）。他們雖提出學問與性情合一，卻在實際創作中首學問、次性情，大量以學入詩，詩歌成為他們闡發學問的工具，在語言形式上艱澀求新。尤其是清末沈曾植的詩歌造“學人之詩”之極，充分調動傳統學問各門類的知識來擴張、開拓詩體的表現力，卻無法挽救傳統學人之詩的衰微之勢。“晚清又複一度呈現的‘學人詩’，隻能說是一種回光返照式的現象，無論就文化背景或詩體自身的生命曆程看，均屬病態景象。”（嚴迪昌語）
第二，自鴉片戰爭到清末，由於時事的變遷導致傳統學術的新變，一部分學人開始以“實學”和“新學”（主要是西學）入詩，如龔自珍、魏源等人的詩歌。他們“以經世致用為心，以變革一切為誌，寫新事，講新知，用新典，創新體”（汪辟疆《汪辟疆說近代詩》）。這部分學人的詩歌代表了清代學人之詩的轉型。
第三，受西學東漸的影響，黃遵憲、梁啟超、康有為、王國維等人的詩歌引入西方哲學宗教思想、政治學說、民主思想，西方英雄人物、曆史人物、著名學者或文學家以及曆史文化掌故，西方近現代自然科學，包括數學、天文、物理、化學、醫學、曆法、地理、水利之學，西方的名勝古跡、名都大衢以及風土人情，西方的用語詞彙等。這是“學人之詩”的新版（嚴迪昌語），代表著學人之詩的新變。
第四，新文化運動整體上采用了白話語係，廢止了文言語係。胡適等人作為20世紀初新一代學者，提出“八不主義”，反對用事用典，主張“作詩如說話”，標誌著清代傳統學人之詩總體上的終結。
因而結論是晚清學人之詩的衍變是時代要求、學術思潮、文學風尚、詩人審美追求的結晶。
根據這樣一個選題做研究，確實具有很大的挑戰性。筆者意圖盡力寫好這本書，但由於學識譾陋，對典籍閱讀不甚深入，對材料的占有尚難周全，誤會或曲解在所難免，在觀點與理論的運用上尚較粗糙，不夠成熟。因此這本書如果能引起學界同行的興趣和思考，並從中有所得益，我就釋然了；如果能引來一些討論，我就興奮了；若能在這一領域內有更多本勝於它的著述誕生，那我就舉起雙手歡呼了。
寧夏江
2011年3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