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在土耳其旅行的時候，同行的人每天都在換，到達格雷梅那一站，同伴中多了個美國人，有近兩米的身高，大長臉，發際線高到幾乎看不見，容貌十分友善，挎包永遠鬆鬆垮垮，讓人很難產生搶劫或哪怕在裏麵翻兩下的欲望。格雷梅的地貌奇特，有“露天地質博物館”之稱，一千年前的苦行教士拿這裏火山岩中的孔竅作他們的苦修房，在牆上畫了不少模糊的壁畫。我們在這裏頭鑽來鑽去，不停地聽到他撞到腦袋後發出的哼唧聲。
“很難受吧？”我問。美國佬是這麼回答的：“還行啦，我去其他教堂時的運氣都會比這兒好一些。”這句話讓我回味了很久。起初回味的是美國人的“運氣”觀，他們愛用運氣來解釋、實際上是化解掉比較嚴重的問題；後來，我又覺得他話裏找給自己的安慰很實在：中國人或許會用“中頭彩”這種俗套來解嘲，而美國佬的反應，讓我覺得他能根據不同的環境，產生不同的想象力。這件小得不能再小的事，讓我意識到美國人的某種特殊的民族性。
就像阿爾弗雷德·史密斯說過的：“美國人從來不帶傘，他們準備走在永恒的陽光下。”要在理查德·福特的《石泉城》裏找到“永恒的陽光”是不可能的。福特的文字從不供應陽光，非但如此，他還不止一次地讓人物在故事開頭提醒：內容恐怖，慎入。不過，一旦你讀進去了，卻會發現對那些卷入困境的人物而言，最大的任務不是處理難題，而是保持內心平衡。心若安好，就是晴天。一些很嚴重的事情，比如爸媽離婚，丈夫出軌，造成了死亡的事故，在福特寫來不過爾爾。短篇小說《石泉城》中的主角厄爾是個罪犯，帶著同居女友和女兒，開著輛偷來的車往懷俄明州的石泉城跑。他一上來用這種口吻說話：因為幾張假支票，我在卡利斯佩爾犯了點事，這在蒙大拿州是個要進監獄的罪。而且，這已經不是我第一次犯事了。我看得出來埃德娜也查看了她的星相，也想動動了。她的麻煩也夠多的了……美國人愛用的“麻煩”一詞往往包含了“腦袋掉了碗大的疤”之類的意思。在美劇裏，一個從電話那頭聽到“你有麻煩了”的男人多半會立刻陷入凝思，眼神裏陰霾密布，下一個鏡頭可能就是他在自己的車庫裏發動自己的雪佛蘭汽車。但是，正因為“麻煩”一詞的彈性太大，我們才必須通過此人下一步的反應來判斷這件事的嚴重程度究竟幾何，由此我們產生了這樣的印象：美國人都是心領神會的行家，舉重若輕的能手。拍胸脯的時候，中國人愛說“天塌下來有我頂著”，美國人則相反，“我塌下來有天頂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