號，老姑父帶著表妹到京，號一大早，我帶他們到醫院去看病。在醫院的預約取號窗口，我遞上驗證短信，裏麵的工作人員說這個醫生今天不出診。我愣了，喊道：“不出診？提前十天預約的，你現在告訴我不出診？我們從幾千裏地之外的老家跑到這來，你現在告訴我他不出診？”護士說：“我也不知道，反正不出診，你跟我喊也沒用。”我看了看不遠處等著的老姑父和表妹，他們似乎意識到什麼，我實在不知道怎麼向他們解釋由於預約的專家今天不在，而看不了病的情況。我獨自跑到一個角落給預約掛號打電話，看能不能轉到其他專家，或者能不能掛到最近幾天其他醫院的專家號。最後，我們無奈地接受了到這家醫院另一個大夫那兒去看病的結果，雖然看先天性心髒病不是他的專長。整個過程中，我強忍著不表現出發生了意外的失望情緒，我很擔心他們會更失望。老姑父自己的心髒也遺傳了這種病，但他隻能帶著它，他無論如何也不會舍得花幾萬塊錢去給自己做手術。萬幸的是，表妹檢查的結果雖不是毫無問題，但還尚好。
我不能不去想，對於老姑父這樣的老百姓，究竟該如何去抵禦生活裏的病痛。辛苦一年的收入不過萬餘元，要柴米油鹽，要給孩子交學費，要應付日常生活，一旦某個人生了病，就可能把整個家庭拖到深淵。所謂的農村合作醫療，看似挺完善的一個製度，而一旦有緊急情況，它未必幫得上忙。有關醫療體係，我們看到的感受到的太多了，似乎已經沒什麼話可說。國家即使不能做到全民的大病醫保，但能不能讓全國的孩子都能享受免費治療？給他們一個享受全部人生的機會並不是件多麼奢侈的事。一個高幹病房，一年幾百上千萬都花出去了。難道我還能去相信某些既得利益者義正詞嚴的鬼話：咱們是大國，咱們人口太多，要理解政府。其實沒有人會期望實現絕對的平均主義，但在力所能及的範圍內，給每個人活著的機會和尊嚴，這應該是給國民的最起碼的保證。
幾乎所有人生病時的第一個念頭都是：怎麼會這樣？為什麼偏偏是我？病痛帶來的第一個難題不是治療，而是接受，你必須接受自己生病的事實，之後才是如何治療的問題。因此，醫生應該給病人合理的解釋，明白告訴他病在哪兒，為什麼會疼。隻有可理解的解釋才能幫助患者接受自己的病，盡管是被迫接受。人們不但要知道是什麼病，還想知道是怎麼得的：飲食不規律，吃了有毒食品，遺傳，被人傳染，等等等等，必須有一個可靠的來源。沒有緣由的病，是人最大的恐懼。
人人都會遭遇病痛，人人也都會死於此，或早或晚。這是唯一的最後的平等。不平等的是死之前如何麵對病痛的人生。窮與富，官與民，所有社會意義上的差異，都可能成為導向生命意義上差異的管道。十月份去歐洲，在所謂的真正的社會主義國家瑞典，導遊說：“在這兒，誰生病都一樣，老百姓怎麼治，部長高官也怎麼治，完全一樣。”在這種情況下，所有人隻遭受疾病本身所帶來的痛苦，而不需遭受身份差異所帶來的悲傷和絕望。我們希望所有人都“無疾而終”，不用經受疾病的痛苦，但我們也都清楚這希望是空中樓閣。日複一日，總有人因此而離開人世，既然這不可避免，那我們就隻能期望因病而逝的人都是醫治無效，而不是無力醫治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