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也曾去過那座妓院。那裏的氣氛很怪，因為那座妓院很特別，是那種不發達城市型的妓院。它隻有一個很大的房間，妓女都待在裏麵，還有一支三人小樂隊，由一個彈豎琴的老盲人、一個綽號叫‘小青年’的吉他手、一個貌似摔跤手的卡車司機（負責敲鑼打鼓）組成（卡車司機名叫博拉斯）……那時嫖客們到那裏找女人，然後雙雙到外麵的沙地上，在星光下尋歡作樂。那種情形我終生難忘。那是一段重要的插曲……”這是拉美貧民區版的“天上人間”，雖然沒有催情的燈火，幽秘的背景音樂，隻有被無數人的體液漿得板結的發黃的床單，縱欲之後的人們還得費力去洗掉身上沾滿的沙礫，然而，“綠房子”卻是注冊登記後合法經營的娛樂場所，不需要刻意去擺平周圍的執法機關。在那裏尋找人生樂趣的人不用照顧自己平日的身份，一躺倒就接上了“地氣”，赤條條地入天堂。性與政治有著同樣的動力發生學，但在這個意義上又彼此補償：社會上等級差異巨大的個體，來到妓院裏卻驚人地平等。
“綠房子”裏也招待過巴爾加斯·略薩這樣一表人才的小子。他像遇到墨水的海綿，拚命吸取當拉美作家必需的人生體驗。我們在小說中，可以看到與加西亞·馬爾克斯筆下的馬貢多和一樣的鬼魅橫行的現實，隻是後者多了些超自然的、魔幻的成分，而前者完全是由於公共領域的腐敗和個體人性的墮落所造成的。不過，從另一個角度來說，正是妓院裏的見聞讓巴爾加斯·略薩能夠正視人的共同本能。“這個地區的文明人幾乎像印第安人一樣的野蠻，那些卑鄙的資本家說到底也是一些窮鬼，也常常死於饑餓。”常年的獨裁和貧窮，使得人們生死無常，命運無所依恃，於是片刻狂歡的機會倍受珍惜。基於這種觀察，作家的批判立場就不能不帶上了一絲同情。
人欲固然為萬惡之源——政治恐怖和性罪錯皆係於此——但是有深度的作家不會簡單地對其表達道德譴責的意思。年，《潘達雷昂上尉與勞軍女郎》出版，主人公上尉在軍隊中組織流動妓院，一個讓人嘖嘖稱奇的題材。故事是黑色而諷刺的，既諷刺道貌岸然的軍人政治，又諷刺不能自主的性亂，但是，巴爾加斯·略薩唯獨不諷刺欲望本身。
肉欲對拉美小說家究竟有何意義？另一位拉美名家、阿根廷人埃內斯托·薩瓦托在《為肉體正名》一文中批評道：
當今的時代“摒棄了對肉體的認識能力，把肉體驅趕到純客觀的王國，全然不顧肉體是人性的支柱這一事實，把人變成了物”，又說：“單純的性生活是可悲的，它無法使我們擺脫原有的孤獨……”這就需要動用心理學、文學和藝術去補救。他宣布：“隻有小說才能全部容納純真的思想、情感、激情、夢幻與神話”，即言，隻有小說才能“為肉體正名”——小說家把性愛這個宏大富礦的開采權獨攬給了自己，就像當初西班牙殖民者把秘魯的稀有金屬礦山據為己有一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