年世界杯決賽上，齊內丁·齊達內頭撞馬特拉齊的一幕已成為永恒的剪影。時年歲的他，一代足球運動員中公認的最傑出大師，最後一次率領法國隊出征世界杯，在最後一場比賽裏，選擇了以如此一種黑白混沌的形象留存於人們的記憶。
我卻在此刻想起了阿爾貝·加繆：不僅僅是因為兩人同為阿爾及利亞法國人的後代，同樣有過艱難的童年——一個在寒酸的殖民地阿爾及爾，一個在馬賽貧苦的郊區——而且是因為，齊達內和《局外人》裏的默爾索一樣，在無意識間殺死了自己的命運，並毫無疑問地自信於做了自己必須做的事。默爾索在臨刑前一晚這樣想，“我發現這個世界和我自己如此相像，就像一個兄弟，真的，我感到我一直是幸福的，我又一次幸福了。”同樣的，齊達內用他衝動的行為和孤零零下場的背影，告訴世界：他認為自己獲得了一個幸福的結局。
默爾索那種個體主義的幸福觀，同《局外人》裏零度化的、冷酷無情的環境描述形成了奇妙的混合，映亮了加繆短暫卻極富張力的反思性人生。毋庸置疑，他是個時刻感到孤獨的人，奧利維埃·托德先生的《加繆傳》在寫到其早年歲月時，尤其強調了他早早同一個癮君子締下一樁坎坷不斷的婚姻，從而特別需要很大的朋友圈取得轉圜和溫暖。他加入了劇團，辦起報紙，周遊四方，在寫阿爾及爾的散文裏，自身患有先天性肺病的加繆用十分秀麗的文筆寫到了人的健康活力：在阿爾及爾，任何年輕有活力的人，都能有隨處找到避難所和勝利的機會：在海灣裏，陽光下，臨海陽台上的玩樂遊戲中，百花爭榮，芳菲燦爛，各種類型的運動場，以及有著冷香凝脂般大腿的姑娘們。但是對那些年華已逝的人說來，他們會一無所倚，無處無憂鬱。其餘的地方，如意大利式的陽台，歐洲式的寺院，以及普羅望沙群巒的側影——在所有這些地方，人們都能解脫人性的束縛，溫文地自我解放。但是此地的一切都召喚著孤獨和青年人的熱血。歌德臨死時召喚著光明，這成了曆史名言。在貝勒固和巴貝勒屋簷，老年人坐在餐館深處，傾聽著油頭粉麵的小夥子們擺龍門，吹牛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