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些描寫都帶有淡淡的局外人的味道，清純恣肆，作者仿佛知道即將有一個終局落到自己頭上，一如默爾索，在昏暗的死囚牢裏思考並歌唱著自己的幸福。孤單從來沒有遠離過加繆，年《局外人》問世，盡管好友帕斯卡爾·皮亞、恩師羅歇·格勒尼埃、文學偶像安德烈·馬爾羅都對此表示激賞，盡管加斯東·伽利瑪已迫不及待地要出版此書，世俗意義上的成功已觸手可及，但是，當時待在阿爾及利亞第二大城市奧蘭的加繆仍然在筆記裏寫道：“我感到天旋地轉，迷失了自我，想要否定一切。我感覺自己遺世獨立，想一舉打破那些構成我今天的東西，僅僅為當下保留孤獨與虛無。我想要找回命運重新開始的那個唯一的起點……”托德在傳記裏摘錄了大量的加繆筆記，盡全力解剖傳主幽微的內心活動。這是一樁無比艱辛的任務，加繆那種張力無限的思考，使得在其現實經曆和作品之間構築任何簡單對應關係的努力成為不可能。他對故鄉的態度也是複雜的：阿爾及爾人很自然地接受生命的必然進程，他們沒有沾染歐洲基督教罪感所帶來的悲觀主義，而耽溺於眼下所擁有的青春——生命的夏天。加繆以一種對美好轉瞬即逝的緊張來描寫、回憶這些，於是他在散文《阿爾及爾之夏》中寫道：這是“一個隻有在失去時才能認識的家園”。
作為作者，托德幾乎沒有刻意通過材料的篩選顯示作者的權威，但是，他對加繆的孤獨感抱有絕對的理解和同情。
加繆人生的最後十年裏遭遇到了阿爾及利亞危機，導致他“抱有兩種忠誠，成為局外人和被孤立的人”；當法國士兵在阿爾及利亞實施酷刑的消息傳出，加繆那種非左非右、呼籲雙方和解的做法被政界視為書生氣十足的論調。然而，對加繆本人來說，隻有如此才能嚴守內心的道德，哪怕因此而受到北非的阿拉伯土著和宗主國人兩邊的同時冷落。
托德在“結語”中總結加繆的人生，隻字不提“存在主義”，這頂帽子大抵是文學史教材寫作者為圖方便而拿來用的。相反，托德對加繆的綿綿鄉愁和與之關聯的道德感最為器重。他關於加繆早年經曆的撰述，很大程度上來源於對《第一個人》這部自傳體小說殘篇的引用，這些篇什不但勾畫出一個光明世界的樣子——陽光大海，沙灘上蜜色的體膚，純粹的青春釋放著純粹的肉欲，而且已迫不及待地揭示出困擾他後半生的兩難：文字事業立足於理性的巴黎，而精神仍死死牽掛著肉身的故鄉。小說原先構想的書名是“亞當”，主人公叫“雅克”，一個俯拾皆是的法國男性名字，這或許意味著，作家要憑自己的個體經曆樹立起一個“元人”的形象，書寫一個“本是塵土、終歸於塵土”的上帝的卑微造物的故事，他從一個精神紮實的天地裏獲得不完美的永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