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爾及利亞標誌著一段雜糅的記憶，糅合了一個沒有父親的家庭中深味貧寒的孩提時代，以及後來，與阿拉伯人和其他族裔人群之間愈行愈深的隔閡。早年的眷戀與後來的流亡並存，到了阿爾及利亞危機期間，深重的流亡感更讓他抑製不住對家園的眷戀。他在書中寫道：“他每一回離開巴黎去非洲都是一次節日，他的心靈敞開，心滿意足，他剛剛完成了一次優雅的逃離，他一想到警衛們的臉就會發笑。”“雅克”分明就是阿爾貝自己。
所有這些都是緊緊圍繞著“孤獨”形成的張力。即使是中篇小說《墮落》裏的克拉芒斯——他或許是加繆所有作品中最無可救藥的一個主人公兼自厭症患者——也曾自陳，“甚至可以說，今天周日一座體育場裏逼近高潮的足球賽，以及我以無比的熱情喜愛的戲劇，是這個令我感到無辜的世界上僅有的兩個場所。”在“無辜的世界”，“僅有的場所”，“即將失去”的感覺也在噴薄欲出。自覺要下地獄的克拉芒斯，竟也和加繆本人一樣，能從運動員、演員身上找到存在的質感。
與之相反的是巴黎的主流知識分子界，那些人的思維中有著太多的成見，寧可拿著一本沒有讀完的《存在與虛無》誇誇其談，也不願謙遜地麵對一個自己所不了解的問題。在巴黎，加繆首先感受到了出身上的弱勢：他沒有進過哪一所巴黎精英學校，而是阿爾及爾本地中學的一名獲獎學金的學生，並在當地報名讀的大學。而薩特、阿隆、梅洛·龐蒂、保爾·尼讚這些人一律出身於像巴黎高師這樣的精英學府；其次是體質的先天不足，加繆因肺結核而無法參加教師資格考試，而這門考試幾乎是躋身法國知識分子群體的必由之路。最終，托了第三共和國的義務教育製度之福，加繆才得以晉身巴黎主流社會，當年他的諾貝爾獎受獎演說出版時，他將它題獻給了自己的中學老師：路易·熱爾曼先生。
從年來到巴黎之後，加繆就沒有停止過對這裏的抱怨。法國是淪陷了，一片悲涼之中，那些拿著高等教育文憑的家夥還在騷擾他厭煩的神經。在給阿爾及爾的好友加林多修士的信中，加繆寫道：“這裏很有意思，我看到一堆一堆的人，‘一大半是些偽大人物’，但是，我把我的私人世界帶到了他們中間。我從不把自己最核心的部分顯露出來——這樣我會有一種詭異的力量感。”物以類聚，跟他混得好的大多是些運動員、戲劇演員、歌人和舞者，社會背景也都比較次，而一談起知識界他就沒好氣，“我不知道是為什麼，在知識分子圈子裏我總覺得要為點什麼事道歉。”巴黎的哲學圈也一直不歡迎這個總是“把私人世界帶到他們中間”的人，集體冷落他，抨擊他的幼稚，稱之為“麵向中學生的哲學家”，那些割不斷的故鄉情愫讓這個外鄉人脆弱敏感，拒絕直麵冷戰政治的殘酷無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