年加繆和薩特決裂，弗朗索瓦·讓鬆，這個被托德稱為“永遠不老的、彬彬有禮的意識形態專家”的人當年在《現代》雜誌上為薩特發表了聲討加繆的檄文。在《現代》陣營看來，在法國國內大有“西風壓倒東風”之勢的情況下，對蘇聯的現實選擇性失明是正當的。這種觀點占據了當時整個法國知識界左翼的主流。加繆不能接受道德為政治權宜讓路，在明知蘇聯現實的情況下仍甘做“同路人”，但他撼不動強勢的薩特，於是想到了退隱。這個分水嶺過後，孤立取代了原有的回憶，徹底成了加繆所棲身的家園。
當阿爾及利亞危機日益加劇時，以薩特為首的法國左翼全力投入聲討殖民暴行的運動裏，加繆表示反對，但他感到獨木難支。對加繆而言，法、阿的爭端是“兄弟之爭”，兩邊都有他的根，他的情感依歸——問題不在於誰對誰錯，問題在於，暴力本身就是需要避免的惡。“當我們兩個兄弟反目成仇的時候，去挑逗其中的任何一人，這難道不是一種瘋狂的罪惡？一邊是明智的沉默，一邊是聲嘶力竭的瘋狂，我寧願選擇沉默。”唇語專家從回放錄像裏讀出了馬特拉齊侮辱齊達內的內容，齊祖自己事後也證實，不錯，是事關他母親的挑釁；巧合的是，加繆在獲得諾獎後的那次著名的訪談中也說過“母親先於正義”的話，“我一直譴責恐怖，因此我必須譴責一種，比如說，在阿爾及爾街道上盲目施放的恐怖主義，有朝一日它會襲擊我的母親或我的家庭。我堅定地保衛正義，但首先，我要保衛我的母親。”“兄弟之爭”是冷戰心理的一種投射，在這種思維下，惡與善的區分被利益的權衡所取代，虛無主義蔓延，它讓人相信世界沒有單純的“正”，隻有自封的“正義”，你必須采取立場，無立場的發聲等同於無效；你也可以不說話，但要在“頂一下”、“支持”、“反對”和“不知所雲”四大快捷鍵裏點下一個（還能立即查看一下反映“民意情況”的柱狀圖）。但是加繆，他從來不信立場是這麼簡單輕率的事情：因為在北非的故鄉，他親身體驗過、浸淫過那種融化一切仇隙的諧調。在他的散文集《夏》中，有一篇題為“運動”的文章，記錄了一場拳擊賽的實況，當一位法國海軍士兵和一名奧蘭當地的拳手廝打正酣時，台下的觀眾如此表現：他們的噓聲裏沒有仇恨。觀眾們分成兩邊，似乎為了公平起見。但是每個人的選擇，都是順著精力透支後的漠不關心而做的。如果法國人浮步不穩，如果奧蘭人忘了不該打腦袋瓜子，他便會受到噓聲，但是一會兒喝彩聲又代之而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