省裏的領導、專家請來了，彩排演出後，隻見領導沉默地嚴肅地走出排練場，沒有建議，沒有批評，也沒有鼓勵，甚至連一聲辛苦都沒有說就走了。排練場靜靜地，鴉雀無聲，這是創作人員三年的辛苦啊，這是演員們三個月的辛苦啊，牧虹親自幫助修改本子，幫助導演做案頭工作，又在排練場滾了三個月啊。領導們走了，專家們走了，他們一句話都沒留下，這意味著什麼……
牧虹院長下令，演員休息！時間已是半夜十一點多了，演員們不情願地走出了排練場。空蕩蕩的排練場此時顯得異樣沉靜，院長牧虹，導演、作曲家和我，幾個人默默坐在場中，誰也沒有一句話，隻有外麵秋風掃落葉的沙沙聲。導演不住地卷著煙，一顆顆地抽著……誰也沒說回家這句話。深夜十二點多了，突然外麵有人闖了進來，對牧虹院長說，你夫人要生孩子了，車已經來了，你是否陪她上醫院？半晌，牧虹院長說，不！我這個“孩子”還沒生下來呢！我作為劇作者，此時淚水刷地流了下來。牧虹還是沒有動，我說，你回去看看吧，牧虹仍沒動！直到坐到午夜一點多鍾，才被我們催回家。他什麼也沒說，但對藝術執著的追求、思索使我多麼敬佩啊。
終於，1963年在紀念抗日戰爭勝利十八周年時這個劇本搬上了舞台，演出了，《地下怒火》成功了，連續演出百場，這時他的孩子一周歲，而這個“孩子”也算艱難地誕生了。
就是這個“孩子”，一下子在那個年代成了被批的目標，大字報、大膠版、大帽子都糊到牧虹身上，罪名是“為劉少奇樹碑立傳”，牧虹炮製了大毒草《地下怒火》，這把火燒毀了牧虹，成天地批鬥，我這邊也成天地檢討……
看著選集，不忘牧虹。然而，這時他已躺在北京的協和醫院的床上，身患不治之症。我多想捧著這本三十萬字的選集送到他的床前，告慰你的孩子已得到新生！當我的選集出來時，牧虹同誌噩耗傳來，他與世長辭了！
我想我把這選集送到他夫人仲偉同誌手中，我工工整整簽上了他們二位的名字，就在她從北京來遼寧時，我趕去送別，誰想她已匆匆地改乘飛機回北京了。送到北京去！然而，沒有等到我去北京，一年後仲偉的訃告傳來，我驚呆了！當我捧著這本送不出去的選集時，望著外邊的落葉，我淚流滿麵。
告慰牧虹同誌，你的“孩子”《地下怒火》結集出版了，你應當笑了！
留在我心中的微笑
尹淑華
報紙上一幀“撫順重點工程招商簽字儀式”的傳真圖片引起了我極大的注意，原來那照片後排左邊第二個人就是我的得意門生，正笑容可掬的站在那裏，作為招商局的副局長，出席類似的儀式是司空見慣的，然而對於我這個教師來說，在報紙上看到自己學生的尊容總還是免不了多幾分親切。
人生在世都有各自不同的生活領域，活動天地，結交不同的朋友。一個平凡平常平庸的我，命中注定不會成偉人、名人。
然而因為我是教師，我幸運地能與學生為伍，置身於他們中間，我找到了最富有的感覺，有他們的前呼後擁，我才體味到了做老師的獨得之樂。
我首先應該感謝的就是年複一年，每年第一個把新春的祝福送給我的人。相繼十多年來，他從一個普通的醫生，到副廠長，到外經委副主任，未曾間斷過每年第一個來給我這個老師拜年。固然，他有公務的需要，官場上的應酬，以及對父母的孝敬，然而每年大年初一到老師家來的總是他！
看到這張熟悉的麵孔，更平添一份精神的慰藉，恍然之間二十幾年猶如流水般地匆匆而過，但心靈上難以泯滅的記憶的殘片還保存著。
那略有幾分稚氣和幾分傲氣的笑眼又出現在我的眼前。
我不會忘記，他第一次入團申請未被批準時，那失神的樣子以及那睜大了的涉世未深的眼睛。他茫然不解，他心頭罩上一層痛苦的陰影，他求助般地向我哭訴他的委屈他的不平。然而我作為他的班主任除了愛莫能助地勸解安慰之外，隻能告訴他勇敢地直麵人生。其實那時我的心也常常被煎熬，因為那是一個黑白顛倒的年代。
一次，同學聚會，善解人意的他——專程來車接我去赴宴。師生間的小聚已經讓我感到興奮，他的這份盛情更讓我感動。作為車盲的我根本就不知道什麼拉達、大發、桑塔納，就更不必說什麼皇冠、奧迪、卡迪來克。孤陋寡聞的“老師”舒舒服服美滋滋地坐在了車的前邊，不無得意地說了一句“這車挺漂亮”（一句話泄漏了天機，外行了不，土老帽一個）。他慢條斯理地對我說：“這是美國車，林肯，平時我也很少用這個車，今天是來接老師！”接著又說：“坐在後麵的位置固然顯得尊貴，但我想讓您在前麵坐，看得清楚。”這看似平常的話語，卻讓我心潮翻湧了。身居高位的二十多年後的學生仍然一如既往地尊敬熱愛他的老師，並視老師為親人，這份體貼，這份深情連同這許多年來給予我的撫慰和激勵讓我為之動情。
我不由得暢快淋漓，沉浸在這“林肯”的溫柔之中了。雖然我還不曾飲酒，卻已經陶醉了。昔日揮之不去的往事連同如今的一切都讓我倍感欣慰。學生——牙醫——團委副書記——黨委副書記——副廠長——招商局副局長——外經委副主任——學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