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吳太太說出她家所在的村名，問我當年去的可是這個堡子，我說記不清了。她有幾分失望，又詳細打聽我父母家的住址，聽說住在三經路，便很興奮，露出不勝向往的神情。她似乎對那一帶很熟悉，一連提了好幾個街名和老舊的建築物，還提到市府廣場的那幢咖啡色大樓，說抗戰勝利後，全市開大會，老蔣和宋美齡就站在樓上，向歡呼的東北百姓頻頻招手。當時老吳太太還是沒出閣的黃花閨女，也在場，穿一條藍色的旗袍，激動得直想掉淚，嗓子都喊啞了。
我說我也在市府廣場開過會，慶祝十一，批判“四人幫”什麼的。參加會的官員也不少，擠擠擦擦都站樓上，隻是沒有特別大的，最高才是省委書記，離得又遠，隔著人山旗海，軍警民兵，根本看不清長的什麼模樣。
老吳太太笑說，中國人就是愛開大會，吾們開完了你們接著開。
我說現在不怎麼開了，再說那個樓也不行，矮趴趴的，跟周圍一些摩天大廈、玻璃大廈相比，灰頭土臉，黯然失色。廣場倒是擴大不少，一律種上青草，圍上欄杆，不準進去耙踏，誰進去罰誰款。
兩個老鄉相識之後，經常在法拉盛的音像店見麵，因為都是同一時間租帶，所以差不多是同一時間還帶。
租完了還，還完了租，轉眼冰消雪融，春風拂麵，我與老吳太太已經很熟了。她老人家快人快語，熱情樂觀，性格挺像我母親，我們自然相談甚歡。談的範圍極廣，南朝北國，東海西洋，逮啥談啥。對台灣一些比較露臉的成就（篇幅有限且有目共睹，恕不羅列），我豎大拇指說好，多好啊。老太太卻不滿意：不行不行；糟心的事也挺多。那口吻像是一位胸懷全局的高級長官。
我並不認為可笑，因為我恭維老太太麵相年輕時，她也會一迭聲地說不行。當然，爭執還是有的，盡管不很激烈。比如有一次，提到簡化字的問題，老太太就很不屑：你們大陸啊，盡胡來。好好的漢字，用了幾千年，說改就改，丟胳膊拉腿的，還得從左往右看，別扭不別扭？我聽了有點兒不樂意：你們的繁體當然好了，不但消磨時光，還鍛煉體力，而且從右往左看，字裏行間遇到洋文或者阿拉伯數碼——這些都是從左往右看，你們的腦袋就往這邊一甩，然後再往那邊一甩，知道的說你在讀書，不知道的還以為你在跳探戈呢。
老吳太太朗聲大笑，並不以為忤，反而稱讚我口才好，說大陸來的口才都好。難怪台灣連推帶擋，磨磨蹭蹭，不願意跟北京談判。
她的嗓門非常豁亮，這一點也像我母親。不論是誇我們，還是訓（東北土話叫“狠叨”）我們，母親一律高門大嗓，餘音繞梁。甚至“文革”中說當局的怪話，餘音也敢繞梁，害得天天挨批鬥的父親膽戰心驚，一再哀求：小點兒聲，小點兒聲。兩位東北婦女的區別在於，母親嫁的是共產黨，老吳太太嫁的是國民黨。這一嫁，注定了她大半輩子呆在遠處，想念家鄉又夠不著家鄉。我說，為啥你們的嗓門都那麼大？
老吳太太說，小子，鬆遼大平原你知道吧？寬寬綽綽的，亮瓦晴天的，又沒牆又沒蓋兒，人就愛敞開嗓子可勁兒喊，這樣才痛快。
我們雖同操鄉音，互聽不厭，但有時也會遇到語障，談話就卡了殼，你看看我，我看看你，以為嘴或耳朵出了毛病。細一問，卻原來布希是布什，卡斯楚是卡斯特羅，飛彈是導彈，便當是盒飯，徐蚌會戰是淮海戰役，大陸淪陷是中國人民站起來了……於是她笑我，我笑她，笑過之後每每發問，剛才吾們談到哪兒了？
店主允諾的那盤東北片，姍姍的，終於進貨了，竟是我在文化一元時代看過無數遍的黑白老片——《鐵道衛士》。裏邊的台詞熟得都能背下來。我對老太太說，這盤真還就挺不錯，是在吾們沈陽拍的，有中街百貨大樓，還有中山公園，你老先睹為快吧。老太太說演的啥內容，我說防奸反特，反你們國民黨。
誰們國民黨？老太太說，你看我像國民黨嗎？我要是說了算，國民黨也不會有今天。
我和老太太都不是政治人兒，好不容易碰到一起，理應多聊點兒別的。美國一般民眾，該吃飯吃飯，該娛樂娛樂，沒事誰扯政治幹嗎？我曾問一個修車老頭兒誰是國務卿，老頭兒一翻白眼：我有必要知道他是誰嗎？然而我跟老吳太太卻很蹊蹺，兩人不管嘮什麼，三弄兩弄總弄到政治上，仿佛我們興衝衝趕到音像店，是來參加例行的幹部學習活動。這老太太發言極踴躍，心得體會也多，有一些我聽來相當新鮮，甚至匪夷所思。比如她指出，“八·一五”光複後，應該把張學良放出來，派他回東北主事，這樣共產黨就不好意思打了。誰知老蔣錯了一步棋，把陳誠派了出來。陳誠這個人哪，太“正”，喜歡清水養魚，偽滿軍隊送上門都不要，嫌人家不幹淨，結果可倒好，全讓林彪接過去了。林彪還嫌兵不夠，就把炕燒得滾燙，讓農村小夥兒都坐上去開會，討論抽丁的事。莊稼院的人顧家，不願跟解放軍走。可是炕太熱，屁股烙得直冒煙兒，一挪窩兒，得，人家說你表態了，主動要求上前線。我覺得她這麼說，有點兒抹殺人民的積極性，就反駁道，老百姓其實最不願當的是中央軍。想中央，盼中央，中央來了更遭殃。